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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详细描述文化衫构陷事件过程

ZT:正义党网站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专访丁子霖

记者萧曼:

听众朋友,六四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女士日前致函给曾经声援过她们的外国学者,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她同时表示,中国当局于3月28日至4月初利用文化衫问题关押她和张先玲、黄金平三位的行动,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构陷。本台为此采访了丁子霖女士。

丁女士对记者说:

我非常愿意把我现在的想法和我所经历的事情告诉大家。文化衫事件本来是十分简单的。就是香港的朋友送给我们六四难属十五周年的一件纪念品。而且这个文化衫又是按照我们的要求设计的。这五十件文化衫如果我们收到的话,是准备分送给各家难属留个纪念的,这五十件显然也不够每家分一件的,那么能有多少人分到就多少人吧,不就是留个纪念嘛。可是当局呢,反复把这个文化衫定性为违法事件,好像是抓到了一个大案要案似的。

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是文化衫,就是要穿的;既然有五十件,那就有五十位难属来穿,穿上以后就要上大街。这样呢,就违反了国家安全法。再有,文化衫这是香港方面印制的,所以这个文化衫就成了我们同境外反动组织勾结的证据。那么与文化衫有关的这三位难属,也就是以丁子霖为首的三个人,就成了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所以,不仅文化衫要没收,还要对我们进行刑事追究,同时还趁此机会抄家。我觉得他们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已经过了头了。

而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呢?我4月6日从无锡回到北京家里,以后又过了两天,见了张先玲女士,经了解,我这才知道,另外一位被抓的难属黄金平根本没有到广州去取文化衫(在我3月25日离开北京去南方之前,本来决定是由黄金平女士去广州的),而张先玲、黄金平两位是在邮政快递分别送达到她们家的时候,她们作为收件人在单子上签了字后仅仅两分钟,邮包还没有来得及打开,北京国安局的人就脚跟脚地破门而入,向她们出示了预先准备好的传唤证,把她们带到了北京市国安局看守所。接着就宣布对她们刑事拘留,又接着抄了她们两个人的家。你看,他们的行动是多么周密!

她们两位的经历是这样,而我呢,也是几乎在同一时间,即3月28日中午,在我上火车回北京前几个小时,在无锡把我带走。下午,又在我无锡家里没有任何亲属在场的情况下,任意抄走了我和我丈夫的文稿、照片。他们的搜查证是在4月2日向我宣布解除监视居住之后才让我补签的字。而他们抄家的时间是3月28日下午。

在3月28日我失去自由之后,我就要求他们让我见律师,我要当着律师的面来说文化衫的事,而且要求他们在十二小时之内将我被监视居住的情况通知我的丈夫。但是这些要求都遭到他们的拒绝。那么4月6日我回到北京之后,通过几天同当事者难属及有关方面的接触,我了解到很多事实,都说明这次对我们的拘捕行动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构陷,而且作为策划者做得非常卑鄙无耻。

为什么这么说呢?

第一,从他们对我的电话窃听中,他们早就掌握到,我本人并不知晓文化衫邮寄的情况,而且根本不知道文化衫是通过邮局寄的。但他们不等我回到北京后再抓,故意要把我阻止在无锡,而且封锁消息。这说明他们对我的处置是早就有预谋的。

第二,他们在对张先玲、黄金平审问的时候,是根据什么说她们违法呢?他们说包裹单上写的是毛巾,而实际寄的物品是文化衫,而且寄件人用的是化名,而且50件的数量也超过了自用品规定的范围,因此违反了海关法。你看这里就有问题啦!如果是违反了海关法,那就应该由海关来处理啊!用不着安全部门的介入。以往,海外朋友也经常给我们寄一些慰问品啊、印刷品啊,有的时候漏进来了,那么我们就收到了;有的时候海关发现了,那么就会采取一些措施,比如给我寄一张没收的单子,告诉我里面寄的是违禁品,他们把它没收了。这还都是比较正派的做法。还有的时候,那么海关就进行调查。比如去年我收到从美国寄来的3000份慰问卡,整整齐齐装了一箱子,是通过国际邮局寄来的。北京国际邮局就当着我的面,开封、检查。我当时也不知道寄来的是什么东西。就说,那你们就查吧!一看,原来寄来的是慰问卡,上面写着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等等,是用五国文字写的。当时他们说今天不能给你,我们要请示上级。这也是一种做法。经过一个礼拜以后,又告诉我,可以给我了,我才去取。因为,按自用物品,一个人怎么能用3000份呢?我说,你要是这么问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六四难属,人家寄来这些慰问卡是来安慰我们的。我个人当然用不了这些,但作为安慰,别说3000份,更多也不算多,因为我是要分送给其他难友的。那么,我觉得那次海关也是通情达理的,一周后就让我领回了。

所以,如果说有问题,一方面你海关应该向寄件人去了解,为什么所寄的物品不符?为什么不用真名?香港不是一国两制吗。你们可以通过香港的行政长官董建华让有关部门去查嘛!或者,也可以向我们收件人作一些有关的调查,甚至于扣留、没收。这事完全可以由海关来处理,没有必要安全部门来介入。如果海关漏查了,那是海关的事情,这也同我们收件人无关。所以如果要调查,也是属于海关的职责范围,与你安全部门没有关系。这次海关没有出面,安全部门出面了,而且邮政快件前脚进,后脚安全部门就进门了。对张先玲家、黄金平家,都是同样的运作方式。这说明,无论是海关部门,还是邮政快递部门,都成了国安部门合谋构陷我们的工具了。

第三,且不说我们没有拿到文化衫,也没有穿了文化衫上街的打算,即使收到了,穿上这样的文化衫上了街,也构不成犯罪,因为这纯属个人行为,文化衫上印的不过就是1989-2004字样,还有天安门母亲这几个字,还有一个图案,就是香港漫画家画的那个母子图。这么些东西怎么就构成了犯罪呢?这犯的是哪门子法呢!六四刽子手杀了那么多无辜同胞,至今逍遥法外,继续横行霸道;而六四难属要穿了这样的文化衫纪念一下亲人倒反而危害国家安全了。他们说这有可能扰乱社会治安。我不明白,穿上了这样的文化衫,怎样就扰乱了社会治安!更怎么来动摇你共产党的政权!所以我认为,这个文化衫事件纯粹是一种构陷,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无论是我,还是张先玲、黄金平,都是这场构陷阴谋的受害者。

本来,我们并没有向任何人索取什么文化衫,是香港朋友主动热情送给我们的。本来我们也没有把它当回事,不就是留个纪念吗。将来他们送到北京,我再分给大家做个纪念。但是,他们竟然把这件本来很简单的事情人为地复杂化了,把它做成了一个圈套,一步一步套到我们头上,而且硬给我们安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我为这场荒诞闹剧的决策者感到悲哀。一个泱泱大国的政府部门,竟然对我们这几位六四难属,如此的不择手段,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们三个人,黄金平是3月31日放回家的,张先玲是4月2日释放回家的,而我真正重获自由是在4月6日回到北京家里。

在这段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我发现有很多事实说明这文化衫只是一个借口。他们的目的,短则是想把我们关到六四十五周年之后再放我们回家;远一点的是想借此罗织罪名,一举铲除天安门母亲群体。因为对他们来说,我们这个受难群体的存在,已经成为他们的心头之患。他们对天安门母亲这几个字是又恨又怕。他们实在没有料到,他们抓了我们以后在国内国外竟引起如此大的反弹。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才匆匆忙忙放了我们。可是又想挽回所谓泱泱大国的面子,摆脱被动尴尬的境地,所以在4月2日释放我们的同时,又让中新社匆匆忙忙抛出了那个对外的英文电讯稿(这个英文稿称:丁子霖等人在境外组织的支持下,从事非法活动,在获取确凿证据后,近日中国警方依法对其进行了审查。在审查过程中,丁子霖等人交代了与境外组织相互勾结,共同策划,采取报假货名、伪造发货人姓名等欺骗手段,从境外寄送违法物品,逃避海关监管,以及进行其他非法活动的事实。警方依法对其进行刑事拘留并教育训诫。她们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表示悔过,在办理相关手续后分别在三月三十一日和四月二日回到家中)。对于这种卑劣的做法,我已先后向无锡国安局和北京国安局表示了强烈抗议。这是对我们三个人的又一次伤害。

萧曼:听众朋友,以上是天安门母亲的代表丁子霖女士向本台发表的谈话。谢谢大家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