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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退党会上的发言
                   
马晓明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三日上午十时,我按通知参加了我曾为其中一员的中共陕西电视台编委办支部会议,讨论我的退党问题。我的退党声明是六月二十日写的,从那一天起,我就认为我已不是中共的成员了。但组织委员说还要参加,还要履行手续。也好,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自己的思想向同事们表明。

会议开始后,组织委员先说了一下我的退党要求,并且念了中共党章的有关章节,但他没有念我的退党书,可能是认为太反动,太恶毒了吧。接着他要求大家发表意见,但没有让我申明我的退党理由。

趁着大家沉默的时候,我要过来我的《退党声明》,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写《退党声明》的经过:六月二十日上午,西安市公安局政保处四名警察将我带到他们的办公室,要我讲出我与几位朋友签发要求政治改革的公开信、呼吁书的情况,并说我是一名中共党员,为党工作多年了,应该配合他们的工作。我当即表示这是侵犯我的政治权利的行为,我不可能与他们配合,一个字也不对他们讲。我说中共的民主、法制竟然是这样!这使我因我是一名中共党员而羞愧!他们问我:那你为什么要入党呢?我说我年轻,我没看清,我还认为中共能改正错误,我对中共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希望,我真是瞎眼了。我向警方要了一张纸,当场写了《退党声明》:(原文)

中共陕西电视台党总支:

我於九八年六月二十日上午遭到西安市公安局传讯,警方要我说出几次在政治改革呼吁书签字的情况,并不允许打电话给我的家人或朋友,他们说我是这个执政党的一员,应该好好跟他们合作。一个人在宪法允许的范围内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竟然遭受这样的政治迫害,这使我更加体验到中共的黑暗和专制。鉴於这个党的残暴腐败,我已不符合这个党的实际状况和条件。因此我宣布从今日起,我退出中国共产党。

                        马晓明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日
                    於西安市公安局一处办公室内

因警方说在他们那里写的东西不能由个人随意带走,因此,我要求他们将此声明转交陕西电视台党总支。这次传讯警方一个字也没得到,下午三点多将我释放。几天后,在克林顿总统访问西安期间,就发生了在西安的民运人士被拘捕、被软禁、被骚扰、被强行带出去旅游的事件。我也被软禁,电话被窃听。警方的许多做法与特务、黑社会没有两样。

我在会上宣读了《退党声明》之后,谈了我对共产党认识的变化过程。

我是一九七五年加入中共的。那时候,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已饱受了中共暴政的种种灾难。反右、大跃进我已经有了印象。五九年到六二年的大饥馑,我是亲身经历,父亲浮肿了,母亲得了肝炎,全国饿死数千万人。情况刚刚好一点,接着就是四清、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我受共产党的影响,认为错误是难免的,有开明的人物掌权,党和国家还是有希望的,没想到粉碎四人帮后,又是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和经济冒进,三中全会以后在经济方面虽然进行了改革,但政治上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镇压民主墙运动,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致发展到八九年血腥镇压人民的民主运动。在坦克机关枪的保护下,中共当局拒不实行政治改革,残酷镇压民运人士,官僚机构日益膨胀,贪污腐败向全方位发展,人民的财富转入私囊,数以千万计工人失业,苛捐杂税,层层盘剥,民不聊生。事实使我彻底失望了。

改革开放初期,我曾与反对改革的意见进行过激烈的争论。我是拥挤改革的,我认为当时中国的问题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另一个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因为中共当局为了维护执政集团的既得利益,拒不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二十年来仍在原有的政治体制圈子里打转,使仅有的一些经济改革成果几乎丧失殆尽。中共在大陆执政时期,使四千到六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超过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民死亡人数的总和。中共早已堕落成封建法西斯的共产主义党,一个鱼肉人民的党,一个对党内和党外都奉行专制的党,改革原来是一场骗局。我不但因为作为一个中共党员而羞愧、痛苦,还因替共产党作了十多年的宣传悔恨。这种所谓的宣传工作,是赤裸裸的愚民和欺骗。它不但欺骗了人民,也欺骗了我自己。现在,我感到我太不适应中共的实际状况,太不符合中共党员的条件了。我是个叛逆者,退出中共完全是我自愿的。

共产主义制度的失败是不争的事实。我希望中共不要抱残守缺,不要在一党专制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应该珍视现在又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彻底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要认清历史的大趋势,要尊重人类起码的政治权利,要遵守人类起码的道德准则,目前首先要开放言禁,开放报禁,开放党禁,在中国大陆形成一个多党竞争、民选获胜者执政的政治体制。

说到持不同政见者、民运人士,我们不是红毛怪兽,不是凭空而起,无端生事,而是对中共几十年的专制统治的理性反抗,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一定会观察、会思考、会得出我们这样的结论。我不过是敢於站出来说真话罢了。至於我因此受到的中共的迫害和处置,我并不在乎。这些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都是必然的,不可免的。我根本就没有打算在中共那里去讨公道,我将按我自己的原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生活、行动。一切衡量我行为的标准只有宪法和法律,尽管现行的法律在一些方面还不公正、不合理。

我讲完话后,经过片刻的沉默,组织委员要求大家表态。到会的各位党员依次表示: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接着书记说:政治改革是要搞的,但在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要进行政治改革,必须要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在我进行三十多分钟的讲话和发言以后,除了书记这句话以外,再没有任何党员出来替中共辩解或反驳我的发言。这出乎我的意料,使我惊奇。

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五日於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