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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度各国人权报告》

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发布
2002
34

2001年度人权报告全文: 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1/ (英文)

香港

对香港的主权于199771日由英国移交中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除防务和外交事务外享有高度自治权,并仍然是一个自由社会,权利受法律保护。1990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基本法规定了各种基本权利,并起到一部小宪法的作用。由中国任命的一个筹备委员会挑选的400人推选委员会推举一名行政长官行使行政权。立法机构(称立法会)由直接和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组成。20009月选出了第二届立法会,任期四年。24个席位由分区普选的办法产生,30个席位由功能(行业)团体选举产生,6个席位通过间接选举产生。人权组织和民主人士抱怨说,由功能团体选举和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席位是不民主的,因为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30名议员和间接选举产生的6名议员实际上是仅通过18万选民产生,而300多万人有资格参加的分区选举只产生24名议员。但是没有任何党派抵制这次选举。民主派候选人赢得了分区选举的24个席位中的17(其中1席在200012月的补缺选举中产生),总共赢得22个席位。

立法机构的权力被大幅削弱,因表决程序规定,立法会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都必须分别经分区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和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各过半数通过,同时基本法不允许立法会发起涉及公共开支、政治结构或政府运作的立法提案。此外,基本法规定,立法会议员必须事先得到行政长官的同意,才能发起涉及政府政策的立法提案。在实践中,政府政策的定义非常广泛。根据法律和传统,司法机构是独立的,基本法赋予香港的最高法院以终审权;然而根据基本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拥有基本法的最后解释权。特区政府1999年向中国政府就这样一种解释提出的引起争议的请求最后导致香港最高法院 终审法院 的一项裁决在事实上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解释所推翻,从而引起人们对香港司法未来可能具有的独立性及最高权威产生疑问。

组织良好的警察部门在地方文官当局有力的控制之下维护公共秩序。警察部门的个别成员有时过分使用武力。1997年被派往香港接替英国卫戍部队的4,000人的中国军队保持低姿态,没有执行警察的功能。

香港是重要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是同中国进行贸易和投资的主要门户。香港有繁荣的自由市场经济,政府干预有限。香港经济为居民提供高水平的生活,但下半年因受到全球经济发展减缓的影响而出现下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4,375美元(190,124港元)。香港人口约为680万人。

总体来说香港政府尊重居民的人权,法律和司法制度通常是处理侵权案的有效手段。在香港主权移交前和移交后都存在的人权问题包括:对居民更换政府能力的限制和对立法机构影响政府政策的权力的限制;警察有时过分使用武力;媒体有某种程度的自我审查;对妇女施暴和歧视;对残疾人和少数民族的歧视;恫吓外籍佣工;以强迫劳动和强迫卖淫为目的贩运人口。虽然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禁,但法轮功在香港仍可合法注册并大体上仍能继续自由开展活动。

对人权的尊重

第一节 对人格的尊重,包括不受以下行为的侵犯:

(1) 任意或非法剥夺生命权

没有关于香港政府或政府人员任意或非法剥夺生命权的报告。

据报告,本年度有一名在押人员死亡,还有一名逃跑的犯人死亡,但这两人看来均属自杀身亡。1月,发现一名犯人吊死在牢房内,他的死亡被确定为自杀。7月,有报告说一名逃脱警方关押的妇女在她家中跳楼致死,到这一年年底,对这一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2000年有四人在被关押期间死亡,其中三人被确定为自杀,另外一人被认定属意外死亡。

(2) 失踪

没有有关出於政治动机造成失踪的报告。

(3)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

法律禁止警察施酷刑,也禁止警察采取其它侵权行为,但有报告说,警察有时对在押者过度使用武力。法律规定对那些违反这些禁令的人予以惩处,惩戒可采取从警告到开除等方式。刑事诉讼可能同惩戒程序分开进行。投诉警察科(CAPO)对过度使用武力的指控进行调查。投诉警察科的工作受到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IPCC)的监督和审核,该委员会由行政长官任命的社会人士组成。

尽管警察过分使用武力的现象并不普遍,但偶有关于在审讯期间使用武力逼供的投诉,以往曾有几件投诉被证明部分属实,但本年度没有类似的投诉。在本年度前十个月,投诉警察科收到617件有关警察侵权行为的投诉。在205件调查完成并被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确认的案件中,有154件撤回投诉,29件被定为无法追查1件被定为并无过错9件被定为虚假不确,还有12件被定为无法证实。没有一件被证明属实。到年底,剩余的其它案件(412)有待调查。2000年收到1039件有关侵权的投诉,其中3件被证明部分属实,据报告没有任何一件被证明属实,66件仍未结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当地人权组织呼吁成立一个具有法定权力的更独立、更有效率的监察机构,并指出存在长期拖延对某些投诉的审理,收到的投诉和少数被证明属实的投诉在数量上的巨大差异,投诉被证明属实后警员受到的轻微处罚以及一些证人因害怕被报复而不愿参与投诉等问题。20005月,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对《刑事罪行(酷刑)条例》中的合法权限辩护及政府没有引用该条例提出检控表示关注。1999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由警方负责调查警察的不法行为而使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的信誉受到破坏表示关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呼吁香港政府重新考虑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

本年度,六名被控在审讯期间侮辱一名电视摄影师的警员于8月在区域法院被判无罪,但受到了警方内部的纪律查究。同在8月,一份警方内部审议报告得出结论说,警方对20006月反对政府居留权政策(见第一节(5))的抗议活动采取的行动决策和行为与法律相符。警方被指责在政府办公主楼入口处驱散示威者时向他们喷射了辣椒水并殴打示威者,因此受到过度使用武力的指控。两名警官此前曾因过度使用辣椒水进行喷射而受到了口头警告。

监狱条件总的说来达到国际标准。男性和女性被分别监禁。少年犯和成年囚犯被分别监禁。在押候审人员和已被判罪的犯人被分别监禁。

香港政府允许人权督察组织查看监狱。太平绅士定期巡视监狱,但很少有不发出通知的情况,而且太平绅士同犯人谈话时有香港惩教署人员在场。人权督察组织呼吁改革这种巡视体制。

(4) 任意逮捕、关押或放逐

普通法、曾经有效的判例和基本法为防范任意逮捕或关押提供了实质、有效的法律保护,香港政府在总体上遵守这些规定。嫌疑人必须在48小时内受到指控或被释放。在定罪前被监禁的平均时间不超过80天。

法律不允许强行放逐,政府也不采用强行放逐。

(5) 得不到公正的公开审判

《基本法》规定司法独立,香港政府在实践中总体尊重这一规定。司法机关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公正、有效的司法程序。基於《基本法》中有关香港普通法惯例予以保留的规定,司法机关在主权转移后一直保持独立。《基本法》规定,各法院可对《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法院还可对《基本法》中触及中央政府责任或中央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其它条款进行解释,但在就这些问题做出不可上诉的最后判决前,法院必须徵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的解释(在引起争议的1999居留权案中,香港政府,而不是法院,徵求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条款的解释)。如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有关条款做出解释,法院在引用这些条款时应以人大常委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做出的判决不受影响。人大解释条款的工作机构是《基本法》委员会。《基本法》委员会由六名中国大陆委员和六名香港委员组成。香港委员由行政长官、立法会主席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提名。人权和律师组织长期以来一直担心有关终审法院终审权的这些例外规定和这种解释机制可能被用来限制司法独立或降低法院的权威。

在引起争议的1999年居留权案中,香港政府在终审法院败诉后,要求法院澄清其裁决。在法院做出澄清但没有因此从根本上改变裁决后,政府要求人大常委会对此案涉及的有关《基本法》条款重新进行解释。人大常委会的重新解释意味着,终审法院的裁决尽管仍对此案涉及的要求获得居留权的人有效,但不适用于其他类似的要求获得居留权的情况。重新解释还使人们对香港司法未来可能具有的独立性和最高权威产生了疑问。在这个有争议的事件发生后,政府表示只意图在罕见的、特殊的情况下采取求助于人大解释机制的做法。在这一年终审法院受理的几起居留权案中,政府提出法院应当徵求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解释,但当法院拒绝这样做时,政府并没有直接出面寻求解释,即便是在政府败诉的一起案件中也是如此。

终审法院是香港最高司法机关。各级法官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推荐;行政长官负责对所推荐的人选进行任命,但须征得立法会同意。推荐程序确保由民间法律界人士提名的委员会成员对推荐有实际否决权。法律专家抱怨委员会的挑选程序不透明。200011月,立法会委员要求使这一程序透明化。政府的答复是,考虑到隐私问题,该程序不能向公众公开。根据《基本法》,外国人可以在香港法院任职,但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不得在香港以外地区有居留权。香港法官中有大约40%来自在其它普通法适用地区有居留权的人士。法官在未达退休年龄前享有终身制(根据任命日期而定,退休年龄为6065)

终审法院之下是高等法院,由上诉法庭和原讼法庭组成。再下一级的司法机关包括区域法院(具有有限的民事和刑事司法管辖权)、裁判法院(审理多种刑事犯罪案)、死因裁判法庭、少年法庭、土地审裁处、劳资审裁处、小额钱债审裁处和淫亵物品审裁处。

法律规定了公正、公开审理的权利,独立的司法体制总体上维护了这一权利。审判采取陪审团制度,司法体制为居民提供了公正、有效的司法程序。

根据起诉腐败行为的规定,对官员腐败案实行有罪推论原则。《防止贿赂条例》规定,任何现任或曾任官方雇员的人,维持高于与其现在或过去的公职薪俸相称的生活水准;或控制与其现在或过去的公职薪俸不相称的金钱资源或财产,除非就其如何能维持该生活水准或就该等金钱资源或财产如何归其控制向法庭做出圆满解释,否则即属犯罪。法庭一直维持这种做法。

人权活动人士一直对司法体制可能偏袒那些同中国或有权势的地方机构联系紧密的人表示关注。律政司过去的两个决定尤其引起人们的关注,即政府决定不起诉被控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见第一节(5))的新华社,也不起诉一位同北京联系密切的知名报纸编辑,此人被控进行诈骗。

1998年,临时立法会通过了引起争议的《法律适应化修改(释义条文)条例》,该条例在数百个现行法律中,以国家一词取代了香港立法中的官方一词。批评人士担心这项修改将把中国政府机构置于法律之上,因为过去不适用于官方的法律也不适用于(中国)国家,包括设在香港的中央政府机构。自1998年以来,有58项法律经修改后明确采纳了国家一词。

《基本法》规定,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可使用英文为官方语言。由於历史原因和法院对普通法判例的依赖,几乎所有民事案件和大多数刑事案件都使用英文进行审理。不过香港政府近几年建立了一个双语司法体制。政府增加了法律援助局精通中文的官员数目,并扩大使用双语检控文件和公诉书。所有法律都是双语的,英文和中文文本具有同等效力。所有法院和法庭都可使用中文或英文。在诉讼的任何一个阶段使用何种语言,由法官、证人、当事各方以及法定代表各自决定。

一些人权组织认为香港政府没有积极努力使在中国大陆被捕的香港居民的权益得到足够的保护,因而对此表示关注。缺乏有关允许香港官员同在中国大陆被逮捕或被扣押的香港居民接触的协议使政府的努力复杂化。根据200010月签定并从200111日起生效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的公安机构须相互通报有关对方居民受到某些类型的关押的情况。

没有关于政治犯的报告。

(6) 任意干涉隐私、家庭、住所或通信

法律禁止任意干涉隐私、家庭、住所和通信。政府在实践中总体遵守这些禁令,但可以根据《电讯条例》和《邮政署条例》截取通讯。搭线窃听必须得到政府最高级别的截取行动授权,但不需要法院签发的授权令。政府拒绝透露行政长官行使职权授权窃听电话和截取私人邮件的频繁程度。

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PDPO)成立的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PCO)承担防止滥用和披露医疗和信用记录等资料的责任。《个人资料(私隐)条例》还规定,不经当事人或专员同意不得对个人资料进行核查,但为打击社会福利舞弊行为和偷税漏税,有些政府机构得到豁免。有些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行为构成刑事犯罪。在其它情况下,蒙受损失方可通过民事诉讼索赔。如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认为违反条例的行为可能继续或再次发生,则可发出执行通知,指示采取通知指明的纠正措施。从《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于1996年底生效之时至本年度10月底,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收到了2655件投诉。公署完成了对2538件投诉的调查,查明有143件违反《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其中13件交由律政司和警方考虑是否提起公诉,对37件发出了执行通知,对93件发出了警告通知。在被提交给律政司和警方的13个案件中,截至十月份政府已决定对其中两件提起公诉,对其它11件不予起诉。

根据《法律适应化修改(释义条文)条例》,《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不适用于在香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机构。香港政府仍在考虑《个人资料(私隐)条例》是否应适用于中国政府机构。19996月,高等法院驳回了一起立法会委员对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提起的民事诉讼。这位立法会委员指控新华社未能在《个人资料(私隐)条例》限定的时间内答复她提出的了解新华社档案中有关她本人的记录的要求。驳回此案的原因是被指控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在事件发生时不在香港。新华社香港分社现被称为驻香港联络办公室。200010月,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将传票送达这位立法会委员,要求她支付他的法庭费用,而这是香港法律所允许的。这位民主派立法会委员最后用公众捐助和个人资金支付了对方的法庭费用。

第二节 尊重公民自由,包括:

(1) 言论和新闻自由

法律规定了言论和新闻自由,香港政府在实践中总体尊重这一权利;但那些监督新闻自由状况的人士坚持认为,有些记者和新闻媒体进行某种程度的自我审查,在报导同大陆有关的问题时尤其如此。高级政府官员时常发表声明支持这些自由。总的说来,媒体一直为捍卫公众自由坦率直言,但有两个条例可能允许对一些言论和新闻自由施加限制。《电讯条例》赋予政府范围广泛的权力在为公众利益起见而有此须要的任何时候禁止发布信息。《公安条例》使政府能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游行集会,其中的一个因素是游行集会是否宣扬西藏或台湾独立。实际上这种情况并未出现过,因为自主权转移以来,在9700多次游行中只有5次未获准许,而且都不是出於对国家安全的考虑(见第二节(2))199911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认为《刑事罪行条例》中有关叛国罪和煽动罪的规定过泛,威胁到言论自由,因而对此表示关注。《基本法》要求政府立法禁止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制定这方面立法的进程仍在继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何时完成。

个人可以公开或私下批评政府,不会受到报复。人们自由地同媒体交谈,很多人利用媒体发表他们的看法。政治辩论活跃,大众媒体、公开论坛和政治团体都提供众多的观点,包括批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政府的报导和观点以及主要的中国异议人士和主张独立的台湾活动人士的言论。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该中心发布关于中国同人权有关的罢工、游行和逮捕事件的新闻稿)创始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机构经常向他的传呼机滥发传呼,继续对他进行骚扰。

香港政府在年初复查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免税资格,该组织一向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的某些政策。一些人权组织谴责政府的这一做法是对言论自由的攻击。为复查公开宣布的原因是,该组织参加多种公开活动所针对的问题与成立的宗旨无明确关系。人权组织指出,政府没有复查一些亲政府的非政府组织的免税资格,而这些组织也参加了同其主要宗旨不相干的类似公开活动。政府否认复查有政治目的,并于3月通知这个组织决定不取消其免税资格。

公开蓄意亵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或香港区旗、区徽是非法的。199912月,终审法院一致裁定禁止亵渎旗帜的法律不违反《基本法》(或其中引用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并维持有关在1998年的和平示威中侮辱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被判有罪的两人缓刑12个月的判决。二月份,当地一位知名的活动人士被判分别在20007月的三次公开示威中蓄意污损香港区旗而犯有侮辱香港区旗的罪行,须缴纳385美元(3000元港币)保释金,守行12个月。人权组织一直认为禁止亵渎国旗的法律不符合《居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的规定,从而不符合香港的国际法律义务。

报纸刊登多种多样的观点,包括对台湾、西藏、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变动、共产党的腐败和人权问题的看法。香港有15份日报,名义上全部归私人所有,但其中四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财务支持和编辑指导(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和中国日报)。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控制的报纸、数百种期刊、四个商业电视台(无线和有线)及两个商业广播电台的运作基本不受政府控制。国际媒体自由运作。外国新闻记者不需要特殊签证或政府发给的记者证。

中国仍要求新闻记者 外国记者和香港记者 申请前往大陆采访的许可。至少有一家报刊的业主因在九十年代中期冒犯了中国领导人始终无法得到官方批准派记者到大陆进行报导。

尽管被认为禁忌或敏感的题材继续在报刊和广播电视中经常得到报导,但密切注意香港新闻自由状况的团体坚持认为媒体继续进行自我审查,而且某些题材逐渐开始成为一些媒体的禁区,其中有对中国或香港有权势的商业利益集团特别敏感的问题、领导层的变动、军事活动、台湾或西藏独立问题以及工商界权势人物同大陆政府的关系等。

出现自我审查的压力据称是因为一些发行人和编务人员认为,如果他们被视为过於对抗中国或有权势的地方利益,广告收入或他们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会受到损害。200012月,四份报纸刊登了法轮功抗议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修练者的广告。但有三份报纸拒绝刊登这种广告,其中的一份以这种广告诬蔑中央政府为由予以拒绝。

十月份,《南华早报》(SCMP)在英文媒体业新的竞争对手 Hong Kong iMail 突然停止刊登一个连环讽刺漫画栏目。该栏目于1995年因暗指当时的中国总理李鹏参与出售被处决的犯人的器官而被《南华早报》取消后,曾在 Hong Kong iMail 重新露面。这份报纸还在把重点大幅度转向商业性新闻的同时,停止了对香港和中国的全面的评论性政治报导。该报发行人称取消这一内容是节省成本的措施。

《南华早报》资深中国问题分析家林和立於200011月突然离职一事,仍被人权组织视为与媒体东主在中国的商业利益有关联的媒体自我审查的一个例子。香港记者协会在《言论自由年报》中说,自林和立离职以来,《南华早报》仍继续报导敏感的中国问题,但报告对该报中止对中国高层领导内部政治斗争的分析报导和这一报导真空可能对大陆和香港产生的影响表示痛惜。该报继续报导中国内政,但远不像林和立在任时那样频繁。

1999年,由於针对鼓励媒体进行侵犯性报导的小报式新闻提出的投诉日益增多,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建议政府任命一个有权对被查明严重违反私隐条例的刊物予以谴责或罚款的报业评议会。公众对此作做出的反应包括新闻记者、法律专家、人权活动人士和其他人士对这样一个机构可能被用来限制新闻自由表示关注。政府表示倾向于媒体自我管理。由很多(并非所有)主要报纸和新闻社成立了一个新闻界监督机构,即香港报业评议会,已于20009月开始工作。一些批评人士对部分报纸拒绝参加这个自愿性组织表示不满,其中一些报纸已成为侵犯私隐投诉的主要对象(东方日报、苹果日报和太阳报)。其他人士对这个非法定组织也可能被不正当地用来限制新闻自由表示关注。这个新成立的评议会在开始工作的第一年收到了读者提出的40件投诉,称隐私遭到侵犯或报导过於夸张、不准确或过於刺激。四分之三的申诉是针对非评议会成员的组织。评议会在几个案例中要求违反规定的媒体机构做出解释或予以改正,并在至少一个案例中要求一个非评议会成员刊登道歉启事。评议会于10月和11月提出应把其工作范围扩及新闻记者的煽情渲染不道德的报导,并争取通过立法获得免责权,从而不受遭到它批评的报纸提出的诽谤起诉。提倡新闻自由的人士继续反对把评议会当成一个可用来限制新闻自由的机构,并公开反对扩大评议会的任何权力。

属於政府所有的香港电台(RTHK)继续享有其宪章赋予的编辑自主,但当地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士继续对它施加压力,要求它节制对敏感政治问题的报导。五月份,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文汇报》批评香港电台将西藏当作一个国家。香港电台随即发表声明说,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节目主持人当时是在引述他人意见,并承认这个部分有失公允。此后,香港电台对西藏问题从各方面做出了进一步说明,并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六月份,一名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界人士敦促政府要求香港电台在提到台湾领导人时不使用总统一词。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台湾称作一个省。香港电台拒绝改变做法,但公开声明它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并不意味着台湾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11月,有人批评说,行政长官称一个节目品味低劣,这可能表明政府态度的转变。政府以重申保持香港电台编辑自主的方针对批评做出反应。关于香港电台民营化是否可取的辩论仍在继续。

200011月,一名律师状告两名广播节目主持人诽谤中伤,终审法院裁定下级法院的原审法官错误引导陪审团,有可能危及言论自由,并指示重新开庭审理。法院裁定,真诚的言论,即便有恶意,仍可被视为公正评论。法院以这个行动有力地推翻了有150年历史的审理诽谤案的指导方针,并呼吁采取更宽容的态度对待以公正评论作为抗辩理由。

20004月的一个公开座谈会上,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一名资深副主任说,香港应当根据《基本法》第23条加速起草反颠覆法,以便界定报导台湾独立问题和宣传独立两者之间的区别(目的在於明确允许就台湾问题进行何种报导)。这名官员的讲话在政界人士、人权活动人士和媒体中间激起了波澜,并再次引起了对起草《基本法》所要求的反颠覆法的关注。一些人把这名官员的讲话看成是警告新闻界不要宣传台湾独立。当时的署理行政长官陈方安生发表声明,肯定《基本法》规定的新闻自由并重申政府认为反颠覆立法的时间表和内容还有待决定的立场。这一事件发生后,香港媒体对台湾的报导没有明显减少,包括主张独立的观点在内。

一位法轮功刊物发行人再次成功地在一年一度的国际性香港书展场地预定了一个显眼的展台,但又决定让展台空置。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禁的台湾清海无上师世界会倡导的观音法门的一名代表在书展设了一个展台。

在中国大陆于19997月查禁法轮功后(见第二节(3)),香港一些属中国大陆利益集团所有的出版社拒绝继续印刷法轮功出版物,法轮功把大部分印刷活动转移到设在其它地方的公司。尽管据说有些出版社担心同这个组织有牵连,但这个组织还是在香港印刷了传单和小型出版物。一些书店继续出售法轮功出版物,但那些由中国企业经营的书店在19997月大陆查禁法轮功后从书架上取下了法轮功书籍,并继续拒绝出售法轮功出版物。

香港政府总的说来不对文化活动和展览进行限制或审查。但当大陆出生的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高行健于一月份访问香港时,香港高级官员决定不同他见面,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是因为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个流亡作家获奖的不满。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政府不愿同这个大多数作品在中国被禁的作家发生牵连,加重了有关香港居民应考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敏感性,对自己的言行进行自我审查的观念。不过与此同时,由於公众对高行健作品的兴趣增加,他的作品被一抢而光。此外,香港一所接受大量政府资助的主要大学随后授予高行健荣誉博士学位。

《基本法》规定了学术自由,香港政府在实践中尊重这一自由。校园中有独立的研究、范围广泛的意见和活跃的辩论。香港大学的一位从事民意调查的人士在2000年指控政府对他施加压力,要他停止就行政长官日益下降的民望进行民意调查。此事导致两名大学高级人员辞职。这位人士继续不受限制地进行民意调查工作。但大学不再公开发布他的调查结果,而是将结果登在网上。截至九月份,在这个引起争议的事件后,大学为检查校园的学术自由情况成立的专门小组没有收到任何有关侵犯行为的实质性报告,但2000年由大学委任的一个审议这一事件的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这位民意调查人提出的指控是可信的。

七月份,香港政府允许在香港工作的美籍学者李少民返回香港并恢复工作,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判决李少民犯有间谍罪,而且当时他在几天前刚从大陆被驱逐出境。据报导,李少民的罪行是获取并向他人提供关于大陆商业活动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在大部分国家都被视为公开信息。尽管有些亲大陆人士要求李少民所在的大学开除他,但这所大学仍恢复了他的原职。他在大陆被监禁期间几个月没上班,这部分薪水最后还是被扣除了。

对因特网的使用没有限制。

(2) 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基本法》规定了集会自由,香港政府在实践中总体尊重这一自由。政府循例为公众集会和游行须要得到的许可发出通知书。《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应立法禁止颠覆、分裂、背叛中国政府和煽动叛乱的行为。制定这一立法的程序正在继续进行,没有迹象说明何时能通过这样的法律。在主权转移前对《刑事罪行条例》的修订把叛逆和煽动的范围缩小到有证据证明意图导致暴力或骚乱公安或制造公众骚乱。但这些修订条款规定,政府必须确定修订生效的日期,而政府决定在制定关于第二十三条所述的各种犯罪行为的全面立法之前,不实施修订条款。在过渡阶段,《刑事罪行条例》中原有涉及叛逆罪和煽动罪的规定仍然适用。

主权转移后修订的《公安条例》重新确立有关发出不反对公众游行的通知的规定,并规定警方有权以国家安全和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为由反对游行。根据《公安条例》,对於30人以上的游行和50人以上的集会,游行组织者必须提前一周向警方发出游行意向通知(若警务处处长合理地信纳该通知不能提早发出,则须接受比要求的时间短的通知)。警方若反对,则必须在48小时内做出明确答复,不答复就意味着不反对。实际上,参加游行的公众如果在游行预定开始前48小时没有收到通知,就可以认为是不反对。援引国家安全条款的情况从未发生。关于游行被拒的上诉可提交到由社会各界人士依法组成的上诉委员会。公职人员不能参加该委员会。委员会聆讯和警察行使权力的情况都要服从司法复查。

学生团体和人权活动人士继续批评《公安条例》并呼吁对条例进行修订。有些人还以该条例规定违反集会权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由要求废除之。200012月,立法会在民主派立法会委员的强烈反对下以36票对21票投票支持现行条例。建议对《公安条例》进行的修订包括缩短提前通知的期限,取消不反对通知,废除长达五年监禁的过度刑罚并要求警方需有法庭命令才能禁止游行。有一个团体采取了相当于非暴力反抗的行动,拒绝遵守有关提前通知的规定,并表明打算继续这样做,直到条例被废除为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199911月对该条例可能被用来不正当地限制集会权表示关注,并敦促香港政府审议该条例,使其规定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自主权转移以来,共有9700多次公开集会和公众游行,平均每天约六次,比主权转移前大约增加了50%。这些游行集会中约有一半需要提前通知。自主权转移以来,警方对八次游行集会表示反对,其中的三次在组织者修改计划后得以进行。在这一年前十个月,警方对1860次游行集会中的三次(两次游行和一次集会)表示反对,理由是可能给车辆交通造成不应有的扰乱,从而影响急救车辆的应急反应。这次集会和两次游行中的一次要求让货柜车慢驶游行经过中心商业区,以对货柜管理费用表示抗议。另外一次未获准的游行要求进行汽车游行,以抗议关于改变乡村选举安排的建议(见第四节)

游行者曾抱怨说游行常常被限制在指定地区内,使他们很难得到的公众注意,而且有时警察比游行的人还多。警方于19989月发布一道指令,强调警方的政策是尽量协助所有和平进行的公众活动,同时规定对某些受到国际性保护的人,除安全之外还应保护他们的尊严。人权活动人士仍担心这一政策可能导致警方使用曾被警监会判定为不当的手段。当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于5月到香港参加一个全球商务论坛时,这些问题突显出来。尽管出现了很多次游行,其中包括数百名当地和外国法轮功学员的请愿,但指定举行抗议的地区距会议地点975英尺,基本上在出席论坛人士的视线和听力所及的范围之外。香港政府还拒绝让大约100名计划参加请愿的海外法轮功学员进入香港。警察和(不是法轮功学员的)抗议者之间发生的一次轻度冲突导致数名参加示威的人士受到指控,但最后这些参加示威的人士被释放,法官还批评了警察的行为。

各团体除了就与香港有关的问题举行集会和游行外,还继续自由地就中国大陆敏感的问题举行游行。5月底,约1500人穿过香港中心地区,为198964日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发生12周年举行游行。64日,数万人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纪念的烛光守夜活动。法轮功学员经常举行公开请愿活动,反对大陆镇压法轮功学员,其中有些直接在中央政府驻香港办事处前举行。但警方于8月短暂地关押了几名法轮功请愿者,理由是他们阻塞了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办事处外的公共区域。有关方面没有因此提出任何指控,而且示威活动继续进行,但只限定在联络处入口一侧的指定区域进行。11月,警察再次以在公共区域造成阻碍为由,没收了法轮功请愿者的标语牌和旗帜。当请愿者在第二天又打出同样的标语和旗帜时,警察发出了再次予以没收的警告,但请愿者打着旗帜继续举行请愿活动一直到年底,警察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

法轮功学员报告说,与前一年不同的是,他们无法得到合适的设施来主办法轮功学员的国际年会。法轮功租用由政府管理的设施和归私人所有的设施的申请一再被拒。

《基本法》规定了结社自由,香港政府在实践中总体尊重这一权利。自主权转移以来,没有任何注册申请被拒。从1月到10月,警务处牌照科社团事务处注册了1176个新组织,使1997年主权转移以来新注册的组织总数达5851个。但毋忘六四这个在宪章中呼吁结束中国一党统治的组织称警方继续拖延该组织的注册程序。警方则说没收到过这样一个组织的任何申请。人权组织也对修正后的《社团条例》可能被用来限制政治活动表示关注。修正后的《社团条例》与修正后的《公安条例》一样,都是由临时立法会通过的。《社团条例》要求新成立的社团必须在成立后一个月内申请注册。

政府如果认为拒绝注册是出於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护他人的权力和自由的需要,可不予注册。政府还可以拒绝注册受到外国政治组织或设在台湾的政治组织支持的政治机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199911月对该条例可能被用来不当地限制结社自由表示关注,并敦促香港政府审议该条例以确保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全面保护结社的权利和自由。

(3) 宗教自由

《基本法》规定了宗教自由,《人权法案条例》禁止宗教歧视。香港政府在实践中遵守这些规定。各级政府全面保护宗教自由,不容忍对宗教自由的侵犯,不管侵犯者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的个人和实体。

香港政府不承认官方宗教,但把传统中国节日、基督教节日和释迦牟尼的诞辰等几个特殊日子定为公休日。

宗教团体不需要向政府申请注册。根据要求非政府组织进行注册的《社团条例》,宗教团体得到特别豁免。法轮功和各种其它气功组织不认为自己是宗教组织,这些组织已根据《社团条例》进行注册。天主教徒自由、公开地承认教皇是天主教会的领袖。

尽管《基本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干预香港的宗教活动,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官方代表和香港两份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的报纸批评了香港的一些宗教组织和其它精神团体及个人。香港宗教领导人曾指出,《基本法》有关条款规定香港宗教组织和大陆宗教组织的关系建立在互不隶属、互不干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这个条款可以被用来限制双方的关系。据报导,2000年,大陆有关当局指控说,香港的一位宗教领袖批评大陆宗教政策,违反了这条互不干涉条款。在这段时间内,据说香港天主教会暂停了同大陆官方天主教会之间的很多联系和交流。也是在2000年,驻香港的中国官员敦促香港天主教会在纪念101日教皇册封在中国殉道的120名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天主教徒时保持低调。这些批评对香港有关活动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

广为人知的法轮功精神运动已根据《社团条例》注册(因为法轮功不认为本身是一种宗教)。法轮功自由开展活动,还经常举行公开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请愿。但一系列事态发展触发了种种忧虑,使人们担心香港政府受到了压力,将限制法轮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法轮功政策的批评。1月,在属政府所有的设施中举办的国际法轮功会议引起了亲大陆的组织和中国政府发言人的强烈批评。行政长官董建华在5月和6月发表声明说,毫无疑问法轮功是一个邪教,并说政府不会让法轮功利用香港的自由和容忍,影响特区的社会秩序与安宁,或影响大陆的社会秩序及安宁。这使人们担心政府可能采取反对法轮功的行动,如通过一项反邪教立法。香港政府证实正在研究其可能性,但于6月发表声明说,提出这样的立法目前不是时候。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5月到香港访问之前,香港政府称当地法轮功学员在江泽民访港期间举行请愿的计划是刻意挑拨香港和中央的关系,并随后禁止约100名定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进入香港。但数百名当地和外来的法轮功学员仍在江泽民主席访港期间在多种场合和多个地点自由举行请愿活动。警方在8月和11月的行动使人们对该组织的结社和言论自由问题(见第二节(2))产生了疑问。而且不同于往年的是,法轮功未能找到合适的地点如期在香港举办第五届国际会议(见第二节(2))。法轮功代表称香港的法轮功学员总体上未被这些事件吓倒,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9年年中开始在大陆镇压法轮功以来,香港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从1000人左右减少到约500人。从19997月这个组织在大陆被查禁后,香港一些属中国大陆机构所有的出版社不再继续出版法轮功读物,一些由中国公司经营的书店从书架上取下了法轮功书籍(见第二节(1))

其它被总称为气功的武术或修练团体,包括中功(1999年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取缔)、香功和严新气功也在香港作为社团注册并自由活动。另一个据称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邪教的团体,总部设在台湾的观音法门也合法注册并自由活动。

(4) 迁移、出境旅行、移居境外和返回的自由

《基本法》规定,香港居民有在香港境内迁徙的自由,有移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自由,有旅行和出入境的自由。政府在实践中总体尊重这些权利。人们能自由、容易地得到旅行证件,但大陆政府对前往大陆施加了一些限制。

同主权转移前一样,台湾护照不能作为申请签证的有效证件。

过去曾有一些海外知名异议人士进入香港的签证申请被拒。5月,香港政府拒绝大约100名海外法轮功学员进入香港,这些法轮功学员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访问香港期间参加请愿活动(见第二节(3))11月,政府拒绝一些海外反全球化活动人士入境,这些人士计划在一个国际经济论坛举行期间参加抗议活动。

中国当局不允许一些香港人权活动人士和民主派议员访问大陆。政治和人权活动人士坚决认为,限制那些对中央政府的政策持不同意见的人士前往大陆,可能对政治辩论产生消极影响,对那些在大陆有商业利益的人士而言尤其如此。

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的议定书不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1998年废除了它的第一项避难政策(只适用于越南人)。入境事务处主任有权根据具体案情决定对急需人道关怀的案件同意给予难民或避难地位,但《入境条例》没有规定外国人有任何权利要求避难诉求得到承认。一般做法是让要求避难者求助于律师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那些得到难民身份的人和那些等待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对他们的身份进行评估的人,可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领取生活补贴,但不能找工作,他们的子女也不能在当地学校入学。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同可能接纳难民的国家驻香港的代表一起重新安置那些被确定为难民的人。政府的政策是尽快遣返所有非法移民,包括那些来自大陆的非法移民。从1月到10月,共有7140名大陆非法移民被遣返回大陆。人权组织对几起案件的处理表示不满。在这些案件中寻求避难或难民地位的人因非法移民而被逮捕和关押,最长可达几个月,但没有有关强行把人员遣返回他们担心遭到迫害的国家的报告。

2000年,香港政府停止执行补给港政策,这项政策协助在香港水域被截获的船只上寻求避难的越南人自愿离开香港。香港政府于20006月批准约1400名越南难民和移民定居,这一做法受到了人权组织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欢迎。随着这一行动,政府关闭了世界上最后一个越南难民营(望后石),并结束了重新安置1975年以来在香港登陆的22万越南难民的进程。截至10月,获准定居的1400人中有4%继续拒绝接受政府的收容,他们选择保留难民身份以便继续寻求在其它地方重新安身。自望后石难民营被关闭以来,有462名越南非法移民被截获,被截获的人数稳步下降。

第三节 尊重政治权利:公民更换他们的政府的权利

《基本法》限制了居民更换政府的权利。《基本法》规定行政长官由一个800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其成员大部分经委任或间接选举产生)选出,少于半数的立法会委员经直接选举产生,经选举产生的区议会还包括一些被委任的成员。此外,尽管由香港提出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程的《基本法》修改议案须经行政长官、立法会全体议员的三分之二和香港人大代表的三分之二的同意,但修改《基本法》的权力实际上由全国人大掌握。由大陆提出的修改或解释的程序不甚明确。

香港政府以行政长官为首,由立法会和18个区议会组成两级立法系统,并配备专业化的、独立的公务员队伍。行政长官是董建华。

在主权转移之前行政长官由一个400人组成的推选委员会推举产生。推选委员会则由一个中国政府委任的150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筹组。《基本法》规定,在2002年和2007年行政长官将由800名当地居民组成的委员会选出。该委员会包括60名立法会委员,36名香港人大代表,41名香港政协代表,40名宗教团体的代表和623名由大约18万选民(部分系团体投票人,其他为个人投票人)选出的人士。同是这些选民选出了立法会功能团体的代表。《基本法》允许在2007年后修改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但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获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基本法》声明,最终达至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但到目前为止,香港政府尚未提出任何措施为改变选举行政长官的程序做准备。

经由400人组成的委员会产生的临时立法会从199771日到1998630日行使职权。行政长官也经由这个委员会产生。临时立法会包括1995年产生的立法局中的33名议员,当时有34名原立法局议员争取进入临时立法会。尽管如此,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独立人士拒绝在这个他们认为非法的机构中寻求席位,他们称该机构缺乏合法的基础和透明度,而且把批评中国的团体、党派和个人排斥在外。临时立法会废除了几项由选举产生的立法局为增进公民和政治权利制定的法律,其中包括《人权法案(修订)条例》;《雇员代表权、咨询权及集体谈判权条例》;《1997年雇佣(修订)条例》和《1997年职工会(修订)条例》(见第六节(1))。以临时立法会不合法治为由提起的诉讼未获成功,废除以上法律的做法仍受到争议,但没有进一步采取法律行动。

主权转移后的第一届和第二届立法会选举分别于19985月和20009月举行。2000年选出了任期为四年的立法会。在第一届立法会选举中,20名议员经分区直选产生,30名议员由功能(行业)团体选举产生,10名议员由400名当地居民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在第二届立法会选举中,24名议员经分区直选产生,30名委员由功能团体选举产生,6名议员由800人的选举委员会投票选出。这个选举委员会由各行业代表,区议会代表,宗教团体代表,香港在中国全国性政治机构中的代表和立法会议员组成。民主派候选人赢得分区选举的24个席位中的17(包括在200012月补选中赢得的1),总共赢得22个席位。

1998年和2000年的选举中,功能组别的覆盖面比1995年立法局中的九大功能组别要窄,使功能组别有投票资格的总人数从1995年的115万人减少到1998年的18万人。人权组织认为,由这么少的人选举功能组别的代表,从根本上讲是不民主的。1997年由选举事务处划定的地方选区(包括300万名登记的选民)大体得到接受。一项呼吁加速实现直接选举全部立法会席位的议案于1998年被立法会否决。《基本法》声明: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8月,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指出,目前为立法会选举所做的安排存在一些不民主的状况,阻碍了香港全面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200012月,终审法院结束了把非原居民排除在乡村选举之外的持续百年之久的做法。终审法院一致认为原做法违反了《权利法案条例》和《性别歧视条例》。香港政府正在同受影响的方面共同做出安排以取代原做法。

立法部门对政策的影响受到《基本法》有关规定很大的限制。《基本法》规定,立法会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须分别经分区选举和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以多数同意才能最后通过,而且立法会不能提出涉及公共开支、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的议案。凡涉及政府政策的议案,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此外,政府有关政府政策的定义非常广泛,以阻止议员个人提出议案。立法会主席始终维护政府的立场。一位民主派议员提出的取消限制议员个人提出议案的动议于20001月被否决,但立法会代表民意的程度及其敢於直言促使政府考虑立法会的看法。20006月,立法会通过了对房屋委员会和房屋署两名高级官员的不信任动议,两人中职位更高的一人因此而辞职。19991月,政府阻止了一名议员就集体谈判和歧视职工会的问题提出的两项议案,理由是这两项议案将影响政府的开支和运作,从而不在《基本法》允许议员个人提出议案的范围之内。

199911月的香港区议会选举是自由和公正的,但民主派议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行政长官委任近四分之一的区议会成员是不民主的。根据《区议会条例》,区议会的职能是就涉及以下方面的事项向政府提出意见:(1)影响有关的地方行政区内的人的福利的事宜;(2)有关的地方行政区内的公共设施及服务的提供和使用;(3)为进行地区公共工程和举办社区活动而拨给有关的地方行政区的公帑的运用。

199910月,立法会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就政府取消城市和区域市政局的建议进行全体居民投票,但该动议遭到否决。这些香港政府中层机构统称市政局。199912月,立法会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议案,决定在有关市政局于年底任期届满后被取消。有关市政局因对其负责处理的禽流感和红潮等公共卫生问题束手无策而受到公众的广泛批评。民主派政党议员和人权活动人士反对取消市政局。他们强调市政局对政党和民主政治领导人的产生有重要意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也于199911月对取消市政局可能减少香港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表示关注。

香港有36名全国人大代表。这36名代表可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有关修正《基本法》的提案被列入全国人大议事日程必须经香港全体人大代表三分之二同意。香港人大代表还是选举委员会的成员,该委员会在1998年选出了60名立法会议员中的10名,在2000年选出了其中的6名。199712月,全国人大任命的一个由424名永久居民组成的委员会推选了任期五年的香港人大代表。政界人士和人权活动人士批评推选过程缺乏民主和透明度,并指出36名香港人大代表之一,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前新华社香港分社)主任姜恩柱不是香港永久居民。

女性在政府和政界所占的比例同她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相称,尽管争取担任公职的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女性在60个立法会席位中占11席,各政党中的女性成员的比例从5%33%不等。立法会主席是女性,另外有几个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也是女性。由一名女性领导的平等机会委员会指出,女性在各政府咨询机构中占少数。20005月由香港妇女联合会编写的一份报告说,法官,行政会议成员,顾问委员会成员或高级公务员中只有16%22%为女性。在高级公务员职位上也可以见到少数民族人士。

第四节 政府对国际和非政府组织调查侵犯人权指控的态度

广大的香港和国际人权团体不受政府限制地展开活动,对人权案件进行调查并公布结果(见第二节(2))。这些组织同香港社区和海外团体的联系不受限制而且蓬勃发展。政府官员总体上愿意接受并尊重他们的意见。重点关注大陆问题的知名人权活动人士也能自由活动,并享有在香港的永久居留权。

《基本法》规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用于香港,但有一定限制。香港根据这些公约的要求提交的报告由中国政府不加修改地转交联合国。这些报告的起草不受中国政府的干预,但令香港非政府组织不满的是,政府没有就报告内容充分徵求他们的意见。政府和几个当地的非政府组织曾在几个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作证,其中包括设在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这些听证会,包括委员会所关注的问题在内,得到了媒体广泛而公正的报导。4月,一个联合国委员会举行审议会,审议香港就《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提出的报告。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部分,香港政府于731日到81日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听证会。这两次会议都由有关委员会提出了总结性书面意见,香港政府也做出了书面答复。这些文件都可自由、公开地获取。在4月的审议会举行之前,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写道,联合国委员会的建议在国际法中不具约束力,这在人权团体中引起一片哗然。8月,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对香港法院同样视《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属於推广期望性质表示遗憾。200010月,香港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提交的报告被纳入中国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20005月,香港代表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部分,出席了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在日内瓦就中国的定期报告(其中包括香港部分)举行的听证会。

根据《申诉专员条例》成立的申诉专员公署拥有广泛的权力就公众对行政部门和其它受委任的公共机构采取的行政措施提出的投诉进行调查和提出报告。但由於其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从政府借调来的,这些工作人员负责对他们过去的上司和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上司的人进行调查,申诉专员独立性的可信程度因而受到损害。一项让该公署在2002年脱离政府架构的建议据说得到了官方批准。另一个局限是,申诉专员无权监督警务处、廉政公署、平等机会委员会或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申诉专员可以就政府部门不遵守有关公开信息的法规提出的投诉进行调查,这些部门包括警务处和廉政公署。至於同选举有关的投诉,申诉专员只有权调查对选举事务处提出的投诉,而无权调查对选举管理委员会提出的投诉。因此,申诉专员在关系到人身自由,不受任意和非法逮捕和关押,平等等人权问题上的作用受到相当大的局限。

申诉专员可以发表调查报告,在报告中不透露投诉人的身份。除对公众提出的投诉展开调查外,申诉专员还可以自行发起调查。申诉专员若认为在其职权范围内的机构未就其提出的建议采取行动,或存在着严重的违法情况,可向行政长官报告;行政长官必须依法向立法会提交这样的报告。

人权组织一直对香港没有人权委员会表示不满。8月,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再次对香港未能成立一个得到广泛授权的人权机构表示特别关注。

第五节 基於种族、性别、宗教、残疾、语言或社会地位的歧视

《基本法》规定,所有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权法案条例》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适用于香港的规定纳入香港法律,使居民享有其中得到确认的公民和政治权利,无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见或其它主张、民族本源或社会阶级、财产、出生或其它身份等。但该条例只约束政府、公共当局和代表它们行事的人;也就是说,不约束个人或私营实体。与反歧视立法有关的三个条例 《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家庭岗位歧视条例》 规定任何人或任何(公共或私营)实体以性别、婚姻状况、身孕、残疾或家庭状况为根据进行歧视为非法,并禁止性骚扰、基於残疾的骚扰或中伤和制作歧视性广告等行为。已成立平等机会委员会,以努力消除歧视并提倡机会平等,特别是性别、残疾和家庭地位的平等。

人权团体继续呼吁制定一些针对特定问题的法律,其中之一即是有关以种族和年龄为根据在公共或私营领域进行的歧视。5月份,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认为香港未能禁止私营机构的种族歧视,这违反了《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义务。该委员会还敦促香港禁止基於性向和年龄的歧视。8月,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建议制定适当的立法以提供适当的法律解决办法并禁止基於种族、肤色、血统、民族或原属种族的歧视。与此同时,媒体继续报导对包括中国大陆移民在内的少数群体持严重的社会偏见的事例。平等权利委员会继续认为老年人在公共住房分配中受到歧视,并说委员会无力提供帮助,因为没有禁止年龄歧视的立法。

人权活动人士一般认为政府的平等机会委员会是反歧视斗争中的一位盟友。过去人们批评该机构消极被动,强调进行调解,没有发挥监督作用或积极争取法庭处理。随着委员会的作风越来越积极,这些批评随之消失。平等机会委员会本年度收到的投诉总数比2000年增加了23%。在这一年中,平等机会委员会收到了1181件关于性别歧视的投诉,其中807件涉及中学学位分配办法。还有142件关于怀孕歧视的投诉,99件关于性骚扰的投诉和17件关于婚姻状况歧视的投诉。到年底,九件投诉根据《性别歧视条例》被提交法庭审理,其中的四件在等候判决,另有三件庭外解决。本年度,根据《残疾歧视条例》提出了429件投诉,有三件提交法庭审理,其中的一件正在等候判决。这一年还收到了41件根据《家庭岗位歧视条例》提出的投诉。该条例保护婚姻状况改变的人,保护有子女或有责任照顾子女或老人等其他家庭成员的人。这些投诉中有一件被提交法庭审理,到年底仍在等候判决。

政府为防止歧视制定的《雇佣实务守则》规定,种族等因素不应成为雇用雇员时考虑的因素。但《雇佣实务守则》承认特殊情况的存在,如雇员在雇主家工作或居住等。政府为制止种族歧视推行公共教育和提高公众意识的活动,但收效有限。

妇女

对妇女施暴仍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从大陆来的新移民中间。唯一特定用于保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法律是《家庭暴力条例》。《家庭暴力条例》允许妇女要求对她的丈夫发出三个月的强制令(可延长到六个月)。家庭暴力还可作为普通侵权行为受到起诉。政府实施这项法律并起诉违法者,但通常从轻处罚。2000年,警方收到的关于家庭暴力的报告有486件,本年度前六个月有239件。从20004月到20013月,社会福利署收到的关于家庭暴力的报告比前12个月增加了40%,达到了2370件。妇女在遭受暴力时往往不寻求帮助;文化因素和介绍可以得到哪些帮助和资源的信息不足造成了很多遭配偶凌辱的案件不为人知。2000年,政府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关注性暴力工作小组,以加强各部门在对性暴力问题进行处理方面的配合和协调。1月,政府成立妇女事务委员会,从全面着眼系统地处理妇女事务。政府还为一些项目提供了资金,如家庭生活教育服务、热线服务、临时住宿服务、法律帮助和保护儿童服务;政府也创办了一些公共教育和媒体项目,以提高公众觉悟并鼓励及早寻求专业性帮助。

香港妇女中心协会要求政府特别为来自大陆的妇女制定一份全面的服务计划,通过咨询和职业培训帮助她们适应环境。据香港社区组织协会估计,数以万计的妇女,主要是来自大陆的单身妇女和寡妇,经常受到与她们同住者的暴力、凌辱、抢劫和性骚扰的威胁。200011月,200多名妇女举行了反对对妇女施暴的集会,其中有性工作者、家庭佣工和12个妇女团体的成员。她们要求政府更多地保护妇女,给受害者提供更多的帮助,并设立一个努力维护妇女尊严的特别法庭来审理类似案件。

强奸案发案率一般较低。向警方报案的强奸案1998年有90件,1999年有91件,2000年有104件,本年度上半年有54件。但不报案被视为一个严重问题。《证据条例》和《刑事罪行条例》修正条款废除了性犯罪案的佐证规则。修订《刑事罪行条例》的建议于7月提交立法会,到年底结束时将厘清有关强奸配偶为犯罪的法律。向警方报案的流氓袭击案2000年共有1124件,本年度上半年有534件。

卖淫不属非法。但有些法律反对诸如导致他人卖淫或给别人拉皮条,靠他人卖淫为生和经营卖淫场所等活动。有些从事色情行业的妇女是被贩运到香港的(见第六节(6))

性骚扰是一个问题。根据平等机会委员会的统计数字,本年度有99件性骚扰投诉。很多妇女在受到性骚扰时往往不寻求帮助,出现不报案的情况。2000年,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调查和一个咨询热线提供的资料显示,性骚扰案的总数事实上比报告的数字高2.510倍。

妇女在雇佣、薪水、福利、继承和晋升方面受到歧视(见第六节(5))5月,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敦促香港政府颁布同值同酬的立法。平等机会委员会的同值同酬专责小组于9月宣布了一个对政府和医院管理局的工作进行两个月调查的计划,以确定从事相似工作的男性和女性是否得到相同的报酬。媒体偶有报导妇女称因怀孕而在工作场所受到歧视的事件。据官方发布的8月至10月的失业率统计,男性失业率为6.3%,女性失业率为4.1%。但人权组织和工会组织坚持认为,统计数字不准确,因很多失业妇女被归入家庭主妇的类别。实际上,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失业率。

更多的妇女正逐步进入包括法律和医学在内的专业领域。2000年,进入法律专业成为律师的女性人数第一次超过男性(204人对159),进入医学院的女性也首次超过男性(170人对165)。但在医学领域,外科等享有盛名的专科很少有女性,司法系统中的女司法官员和女法官只占19.2%。在立法会的60个席位中,妇女占11席。劳动大军中从事较低层工作的妇女多得不成比例,她们担任零售助理人员和办公室职员。2000年,民政事务总署组建了推广妇女使用资讯科技工作组,帮助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从事资讯科技工作。在有关继承地位的法律得到修改后,法律在继承问题上对男女一视同仁,但妇女仍受到传统做法的歧视(如新界小型乡村屋宇的继承问题)。赡养费也是一个问题,2000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离婚妇女中有80%不能定期从她们的前夫那里收到赡养费。

2000年,平等机会委员会要求对教育署的中学学位分配办法进行司法审议(这符合1999年平等机会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结论意见)。高等法院于六月份裁定,已延用了23年的中学录取中的男女生分开派位制度是歧视性行为。为应对急待解决的秋季学位分配问题,教育署建立了一个纾缓机制,审议有关歧视性行为的投诉个案,并同意在年底前提出新的办法。数百名男女学生求助于纾缓机制,很多人通过这个机制对他们的学校分配提出申诉获得成功。

政府于1月成立了一个妇女事务委员会,提倡和保护妇女的利益和福祉。委员会宣布将把重点放在妇女健康服务,幼儿照顾服务,如何防止妇女遭受暴力对待,改善她们的工作环境,以及探讨若干特别与妇女及家庭有关的法律问题。五月,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对妇女事务委员会可能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权利来完成其使命表示关注。

儿童

政府通过经费充足的公共教育、医疗保健和保护服务,坚决维护儿童的权利和福祉。教育署要求615岁的儿童人人得到学校教育,并为不讲中文的儿童提供编班服务。一到九年级实行免费义务教育。政府支持监护、保护、日托、领养所、临时住所、小型护老院和为家庭提供帮助方面的项目。

所有是香港居民的儿童都能享受得到大量补贴的高质量的医疗保健。

根据法律改革委员会的建议,政府于11月把儿童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从七岁提高到十岁。2000年有8016岁以下的少年被监禁,其中29人入狱、19人在劳教中心、27人在收押所,5人在戒毒所。20004月,一名少年在试图从收押所逃跑时死亡。

虐待和剥削儿童的问题并不普遍,但有数据显示这些现象正在增长。没有有关儿童色情物品的专门法律,但儿童色情物品受其它反色情物品的法律规管。政府计划于2002年向立法会提交的《儿童色情物品防止条例草案》将把儿童色情物品的制作、生产、分发、出版、广告宣传以及拥有儿童色情物品定为犯罪,禁止雇用儿童制作儿童色情物品,某些性侵犯条文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在香港以外侵犯儿童的行为,并禁止任何同这种行径有关的安排或宣传。

本年度上半年,社会福利署新收到的虐待儿童的案件总数为295件,比2000年同期增加了16%。这些案件中的57%涉及身体虐待,27%涉及性虐待,其余案件被归类为疏忽照顾、多种虐待或精神虐待。从4月开始,政府在卫生署的所有50个母婴健康院开展家长教育计划。警务处为改善受害者得到的待遇,设立了一个保护儿童特别调查组。为方便受虐儿童在法庭作证,通过了使用谈话室录下证词的法律。对虐待或疏忽未成年人的行为给予的法律惩处大大加重。一个对需要帮助的儿童证人提供帮助的支援证人计划已得到实施。已出版的一套中文的儿童证人信息丛书中有解释法律和法庭程序的书籍,有助于减轻儿童对作证的不安情绪。《幼儿服务条例》防止不合适的人提供照顾儿童的服务,并为开办互助幼儿中心提供便利。

残疾人

对有身心残疾的人的歧视仍在雇佣、教育和提供某些公共服务方面持续存在。《残疾歧视条例》要求改善建筑物出入通道并对采取歧视行为的人予以制裁。修订后的《屋宇条例》更新了设计要求。但尽管采取检查措施,有时还闭违章公司,出入公共建筑(包括公立学校)和使用交通设施对有残疾的人来说仍是一个严重问题。提倡残疾人权益的人士提出,投票站供残疾人出入的设施有限,给投票带来了困难。香港政府通过庇护工厂及扩大试工和培训,开展综合性的促进就业计划。无法得到有关劳动大军中残疾人人数的全面统计数字,但代表残疾人组织的联合会报告说,居民中约70万人有残疾,其中约有一半能工作。政府在家庭调查的基础上做出的估计显示,2000年香港约有344500名残疾人,其中27万人行动受到限制或有视觉、听觉或语言障碍,另有74500人患有精神疾病或孤独症。到年底,有5156名残疾人受雇为公务员,在总数为180968人的全体公务员中约占2.85%。在本年度前10个月,劳工处展能就业科为3600名求职的残疾人中的2098人找到了工作。在96万名在校生中约有1万人是残疾人,约占1%。其中有1700人在主流学校接受特殊教育,244人分散在40所推行全校参与方式的综合性教育的学校中。

1999年,香港政府根据《精神健康条例》成立了监护委员会,保护精神上无行为能力或精神紊乱者的利益,其中包括痴呆者。5月,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建议香港政府全面检讨有关精神健康的政策,并采取有效措施,以确保精神病患者享有充分的、收费合理的健康护理的权利。委员会还指出,香港政府在教育公众以消除对精神残疾人士的歧视方面显然缺乏主动性,委员会并对此表示关注。

少数民族、少数人种和少数族裔

香港政府继续拒不接受人权团体、联合国各人权委员会、有关议员和其他人士提出的颁布反种族歧视的专门立法以约束私营部门的建议。8月,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对持续缺乏保护人们不受可能来自个人、团体或组织的种族歧视的法律规定表示关注。香港政府认为这种法律可能得不到整个社会的支持,因而不应被提出。委员会反驳了香港政府的说法。面对日益增多的批评,政府开始就是否需要制定反种族主义立法的问题对公众意见进行评估,但坚持认为解决办法是对这个问题加强教育,而不是颁布新的立法。政府为防止歧视而颁布的《雇佣实务守则》规定,在雇用雇员时不应考虑种族因素。约占人口5%的少数族裔在公务员和很多行业中都占有适当的比例。但在私营部门就业、进入公共餐馆、在公立学校就学、在公立医院接受治疗、租住公寓和被高等院校录取等方面经常出现有关种族歧视的指控。大部分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外籍家庭佣工特别容易受到歧视。印度尼西亚劳工工会于2000年成立,以联合整个亚洲的印尼家庭佣工,保护成员不受凌辱和剥削。印度尼西亚劳工工会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工作的约67000名印尼家庭佣工服务。还有一些类似的组织为大约155000名菲律宾家庭佣工的利益服务。据代表外籍劳工组织说,警察恐吓外籍劳工也是一个问题。

第六节 劳工权利

(1) 结社权

法律规定了结社权和劳工自行选择成立并加入组织的权利。职工会必须根据《职工会条例》登记。登记的基本前提条件是至少有七人从事同一职业。政府不阻止也不干预组建职工会。2000年,18个工会(其中17个是雇员工会,一个是由雇员和雇主组成的混合性工会)根据《职工会条例》登记。在本年度的前10个月内,有14个新工会(均属雇员工会)登记。截至10月底,已登记的职工会总数为649(605个雇员工会,25个雇主工会和19个混合性工会)。大约330万领取薪水和工资的人中有22%以上参加了劳工组织。职工会独立於政党和政府。

允许停工和罢工,但公务员的这种权利受到某些限制。本年度发生一次罢工,损失780个工作日。2000年发生五次罢工,损失934个工作日;1999年发生三次罢工。尽管没有禁止罢工的法律,但实际上大多数工人必须签署的雇用合同通常声明,任意离开工作是违反合同的行为,可能导致立即被解雇。

罚则

《雇佣条例》规定不得采取歧视职工会的行为。违反不得歧视职工会的规定即属犯罪,最多可被处以12800美元罚款(10万港币)。称自己受到这种歧视的雇员有权要求劳资审裁处聆讯。劳资审裁处可能裁定雇员复职,但要有雇主和雇员双方的同意。如果不做出这样的裁定,劳资审裁处可裁断给予法定应领取的费用(遣散费等)和赔偿。赔偿最多可达2万美元(156000港币)。但劳工活动人士不满地表示,申诉人对劳资审裁处力促和解而不下达裁定的倾向感到心灰意冷。2000年,劳工处的劳资关系科处理了六件有关歧视职工会的投诉。本年度前10个月有5件这样的投诉。由於证据不足或雇员不愿当公诉证人,没有对有关雇主提出公诉行动。

《基本法》要求特别行政区遵守40个国际劳工组织(ILO)公约,香港政府修订了劳工立法并为遵守法律采取了行政措施(见第六节(2))

《雇佣及劳资关系(杂项修订)条例》允许跨行业组成职工会联盟和同盟并允许自由成为海外工会组织的成员(尽管必须在被接纳为成员一个月内通知劳工处)

(2) 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

19976月,主权转移前的立法局通过了三项法律,极大地扩大了职工的集体谈判权,保护他们不因参加工会活动而立即被解雇,并允许工会活动占用公司的场地和时间。这些新条例本可以使国际劳工组织第8798154号公约得到全面实施。但199710月,临时立法会在同劳工咨询委员会磋商后取消了《雇员代表权、咨询权及集体谈判权条例》和《雇佣(修订)条例》,并修订了《职工会(修订)条例》。这些条例的取消删除了新立法保护职工不因参加工会活动而遭立即解雇的法律;政府则认为,现有法律已为因歧视职工会造成的不公平解雇提供了充分的保护。8月,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对防止不公平解雇方面缺乏保障表示关注。

《雇佣及劳资关系(杂项修订)条例》取消了有关职工会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权利的法律规定;禁止把职工会经费用于政治目的;职工会在向特别行政区以外的任何工会组织提供经费之前需获行政长官的批准;并限制任命企业或产业外人士为工会执行委员会成员。香港职工会联盟立即就这个条例提出投诉,指控香港政府违反国际劳工组织第8798154号公约。199911月,国际劳工组织结社自由委员会认为《雇佣及劳资关系(杂项修订)条例》违反了第8798号公约,并建议香港政府采取法律行动进行补救。香港政府于19995月和20001月向国际劳工组织提出进展报告,坚持认为它遵守了所有适用于香港的40个国际劳工组织公约。19991月,政府阻止了一名议员提出有关集体谈判和歧视职工会问题的两项议案,理由是这两项议案将影响政府的开支和运作,从而不在《基本法》允许议员个人提出议案的范围之内。随着存在时间很短的集体谈判立法被废除,主权转移前的框架延续下来。没有任何法律保障集体谈判的法定地位。裁缝和木工等一些行业的工资标准是根据已有的行业惯例和习俗通过众议拟定的,而不是由一个法定机制决定的。集体谈判并不普遍。职工会通常没有足够的力量迫使管理阶层进行集体谈判。政府不鼓励集体谈判,因为政府本身不同公务员工会进行集体谈判,只不过咨询职方而已。

劳工处劳资关系科为发生纠纷的雇员和雇主提供免费的、没有约束力的调解服务,这些纠纷可能涉及法定权益和雇佣保护以及欠薪、代通知金或遣散费。劳工处对职工会参与这类纠纷的谈判持积极态度。本年度前10个月,劳资关系科处理了26238件投诉,其中有64%通过调解解决。这些数字同前几年大体一致。根据投诉数额的多少,剩余案件被提交劳资审裁处或小额薪酬索偿仲裁处处理。

没有出口加工区。

(3) 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

法律禁止强迫或强制性劳动,但据报告,有以卖淫为目的的贩运人口的行为。据可靠消息,来自本地、外国和中国大陆的性工作者有时在与契约奴工相仿的条件下为从事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罪犯工作,以换取保护或其它帮助(见第六节(6))

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使儿童强迫劳动或沦为抵押劳工,但没有发生类似情况的报告。

雇用童工的状况和最低就业年龄

《雇用儿童规例》禁止任何工业企业雇用15岁以下的儿童。十三、四岁的儿童可以受雇于某些非工业企业,条件是需保证受雇儿童至少受过九年教育并保障他们的安全、健康和福利。为确保这些规定得到遵守,劳工处定期对工作场所进行检查。在本年度前10个月,劳工处进行了137274次检查,发现6宗违反《雇用儿童规例》的事件。劳工处3次发出传票,每次都以判定违法和罚款而告终。2000年,劳工处进行了161454次检查,发现了8宗违法事件,5次发出传票,其中3宗被判违法并被处以罚款。在制造业部门,1517岁青少年的工作时间仍被限制在早上6点到晚上11点之间,每天8小时,每周48小时。在工业企业中,所有18岁以下的人都不得加班。危险行业不得雇用青少年,但十六、七岁的男性除外。

尽管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使儿童强迫劳动或沦为抵押劳工,但据了解没有发生类似情况(见第六节(3))。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最恶劣的童工形式的第182号公约不适用于香港。

(5) 可以接受的工作条件

除对家庭佣工外,没有法定的最低工资。少数行业有统一的工资构架,工资标准通常由雇主和雇员达成的个人协议确定,并取决于供求情况。有些雇主为雇员提供各种津贴、免费医疗和无偿交通补贴。平均工资通常能让雇员及其家人过上衣食无虞的生活。一般都是双职工家庭。8月,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对在法定最低工资、工作时间、每周带薪休息日、休息时间和强制性加班方面缺乏适当的规定表示关注。

工厂督察科已经过改组,以加强其为促进和推行安全与健康开展的项目。这个科是劳工处新的职业安全及健康部的一部分,分为四个组:行动组负责为工作场所提供服务,如提供安全和健康咨询;支援服务组负责技术支援服务;计划和训练组;以及负责处理和进行诉讼的法律事务组。

对安全和卫生问题按《工厂及工业经营条例》及27条附属法例的规定进行管理。本年度前九个月,劳工处对工业和非工业工作场所进行了95386次检查,发出2135张传票(其中有1701宗案件被定罪,罚款总额为280万美元(2200万港币))2000年,劳工处进行了131455次检查并发出了3719张传票(其中有3455宗案件被定罪,罚款总额为580万美元(4550万港币))。多年来,工人的安全和健康状况有所改善,部分原因是很多制造业工作转移到中国大陆的工厂,但仍存在着严重问题,特别是在建筑业。本年度上半年发生了26288起工伤事故,其中有14244起被定为工业事故。在这些工业事故中,有11起造成人员死亡。2000年发生了58092起工伤事故,其中33652起被定为工业事故,有43起造成了人员死亡。《雇员补偿条例》规定,雇主必须报告其雇员在同工作有关的事故中受到的任何伤害。没有任何具体的法律规定允许工人自行脱离危险的工作环境而不使继续被雇佣受到威胁。

外籍家庭佣工的最低工资约为每月470美元(3670港币)。除发给基本工资外,法律还要求雇主为外籍家庭佣工提供住所、雇员补偿保险、旅行津贴以及食品或食品津贴,所有这些足以达到一般的生活标准。但外国家庭佣工如果被解雇,就会被递解出境。因此,他们不太可能提出正式投诉,而且据可靠报告,他们被非法地强迫接受低于最低标准的工资和不可接受的生活条件。也有几起外籍家庭佣工成功地在法庭上告他们的雇主虐待他们的事例。每周标准的工作时间是48小时,但很多家庭佣工工作的时间要长得多。

(5) 贩运人口

没有禁止贩运人口的专门法律,但有关的各种法律和条例允许执法当局采取行动惩处贩运分子。贩运人口是一个问题,香港既是被贩运人口的中转地,也是目的地。

尽管政府积极制止贩运人口,香港仍成为从中国和其它国家向第三地贩运人口的一个中转地。截至10月,有关当局抓获了2556名持伪造旅行证件的人,2000年全年抓获的人数为3250人。试图通过香港贩运人口的最常用的方式是使用伪造的或非法获得的旅行证件进出机场。贩运分子还试图通过货运集装箱贩运人口,但规模要小得多。9月,政府查出了一个贩运人口的集团,逮捕了11名参与制造假护照活动的香港居民。2000年底,执法当局发现一艘前往美国的船上有一个集装箱装着12名企图非法偷渡的中国大陆人。因在当地建立空壳公司为活动提供便利而被逮捕的八名香港人被判有罪并被判处徒刑,刑期从两年到六年半不等。

一位大学研究人员于2月公布的初步调查显示,香港是贩运妇女从事卖淫活动的一个目的地。据这项调查说,有些妇女在来到香港前不知道她们将被迫为她们工作的酒吧的男性顾客提供应召服务。大批中国大陆妇女据说还在从事有组织犯罪团伙的帮助下从事非法卖淫。还有报告说,犯罪分子从前苏联、东欧和哥伦比亚贩运来为数不多的妇女从事非法卖淫。

有关当局力图采取严格的入境管制,逮捕和起诉非法妓女和她们的雇主等方式打击非香港居民的非法卖淫活动。本年度前九个月,982名非属香港居民的妓女和一些雇用她们的人被逮捕,相对而言后者人数很少。贩运受害者通常被递解出境,而不受到正式指控。

还有些人被贩运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劳工,其中包括家庭佣工。一些外籍家庭佣工,特别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家庭佣工,在国外被招募后被送到香港,结果被置于强制性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下。有组织犯罪团伙常常是这些非法活动的幕后人,他们企图通过强制劳动、债务契约劳动或卖淫从中牟利。

为打击可被用来掩盖贩运人口行径的假结婚,入境处官员严格审查外国人来港与香港配偶共同居住的入境申请。若所称的夫妻关系不能使入境处官员信服,申请就会被驳回。例如,政府2000年公布的数字显示,在316名申请到香港同丈夫团聚的越南妇女中,有40人被拒,还有28人撤回了申请。

《入境条例》和《刑事罪行条例》等相关法律中的有关规定使执法当局能采取行动打击贩运人口。为非法入境者安排进入香港的途径,帮助非法入境者留在香港,使用或持有伪造、假冒或非法得到的旅行证件以及帮助和教唆任何人使用这样的证件等行为,都可被法庭判处高额罚款和最长达14年的监禁。保安局负责为打击贩运移民的工作制定政策并监督负责实施反贩运法规的警察、海关和入境部门。

那些想诉诸法律程序控告雇主的人能得到法律帮助,而且那些帮助调查和起诉贩运分子的人常常能被免于起诉。香港政府不向为受害者提供服务的国外或本地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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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度各国人权报告

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发布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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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度人权报告全文: 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1/ (英文)

中国

澳门

澳门位於中国沿海南部,面积13平方英里。19991220日澳门主权由葡萄牙移交中国行政当局。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特别行政区,澳门享有除防御和外交事务以外的高度自治。澳门公民享有基本自由和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和《基本法》(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933月颁布的特别行政区小宪法)明确规定,澳门将继续享有高度自治,澳门经济和生活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管辖之下的最初50年保持不变。政府由经推选委员会200名成员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领导,选举委员会由筹备委员会选举产生(其中有60名澳门代表和40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指定的大陆代表)9月份,在分区直接选举中,选民选出立法会27名议员中的10名议员。另外有10名议员由功能行业团体选举产生,还有7名议员由行政长官任命。存在对立法会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类别的限制。在主权移交之后,大多数法律继续有效。司法机构独立。

警察力量置于文官政府控制之下。严重的有组织暴力犯罪在1999年达到高峰之后,似乎得到了控制,警察报告说,暴力犯罪明显下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驻扎在澳门的800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警备队不介入澳门内部安全工作。安全部队的一些成员有践踏人权行为。

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与旅游和赌博业一道是澳门市场经济的动力。澳门人口大约45万。2000年澳门经济增长4.6%,但今年的增长因全球经济下滑而放慢。大多数澳门人仍然享有相对高的生活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大约14,600美元(11.4万澳元)

总体来说政府尊重公民的人权,但是,有些方面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有时出现关于警察滥用权力的报导;公民更换政府的权利有限;立法会提出立法的能力受到限制;对残疾人扶助不足;缺乏对罢工和集体谈判权利的保护;以及贩运妇女等。

对人权的尊重

第一节 对人格的尊重,包括不受以下行为的侵犯:

(1) 任意或非法剥夺生命权

没有关于澳门政府或政府人员任意或非法剥夺生命权的报告。

与往年不同的是,未出现人员在被扣押期间可疑死亡的事件。

(2) 失踪

没有有关出於政治动机造成人员失踪的报告。

(3)酷刑和其它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惩罚

法律禁止这样的行为,总体而言政府在实践中遵守这些方面的有关条文,然而在本年度出现有关警察暴行的报导。检察长办公室仍在调查有关一名警察被指控在200012月殴打一名14岁男孩的案件,这名男孩在主权转移周年庆祝活动前夕散发有关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事件的传单(见第二节(1))。同年12月,一名警察或移民官员被指控殴打一名外国法轮功练习者。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调查认为有关警察采取暴行的指控不能成立,这名法轮功练习者没有对处理结果提出上诉。(见第二节(2))

监狱条件符合国际标准,但是监狱人口在最近几年增加了一倍,达到700人,其中三分之一是大陆人。设施和工作人员的配备未能跟上监狱人口的增长。20003月,澳门保安司司长宣布与大陆当局就转移囚犯的协议举行会谈的计划,但是到年底没有达成协议。

政府允许人权监督组织查看监狱。国际特赦组织澳门小组的办公室于1999年关闭,此后由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办事处负责查看监狱事宜。本年度国际特赦组织没有提出有关监狱虐待事例的报告。这一年做出了特殊安排,允许犯人在立法会选举中投票。(见第三节)

(4) 任意逮捕、关押或放逐

法律禁止任意逮捕和拘留,政府在实践中总体遵守这些规定。在审前准备阶段对刑事案进行审理的预审法官有收集证据,做出起诉或不起诉批示,决定是否释放被拘留人士等广泛权限。警察机关必须把被拘留的押候者在48小时内移送给预审法官审理。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可以查看证据。法律规定,案件必须在起诉之日起六个月内进行庭审。审前准备阶段的关押时间平均为三个月。

20008月,立法会一致通过《廉政公署组织法》,加强了澳门独立工作的廉政组织进行调查的权力。该法还规定建立一个由行政长官任命的监督机构,受理公众对廉政公署提出的投诉。廉政公署1999年收到393件投诉,2000年收到978件。本年度没有提出针对该公署的投诉。

(5) 不给予公正的公开审判

法律规定司法独立。政府在实践中大体遵守这一规定。根据《基本法》,法院对实行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内的所有案件可有终审权。法院还可以对"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系"的事务进行裁决,但是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做出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做出解释,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人大常务委员会在对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做出解释之前须征询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基本法委员会由10名委员组成,其中5人来自特别行政区,5人来自大陆。特别行政区的委员由行政长官、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院长提名。由於葡萄牙文的法律和判词需要翻译,同时严重缺乏双语地方律师(94名私人执业律师中,大约10人能阅读和书写中文)和法官,法律制度的发展可能因此受到阻碍。但是政府已经为在特别行政区以外接受法律训练的法官建立一项严格的硕士课程培训项目。司法部门相对缺乏经验(第一所法律学校成立於20世纪90年代),缺乏训练有素的地方律师是维护司法独立和全面发展法律制度的严重障碍。

根据《基本法》,行政长官根据由当地法官、律师和"知名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由行政长官任命)的推荐任命各级法官。《基本法》规定,法官的选用须以其专业资格为标准。根据法律,法官只有在有犯罪行为或者无力履行其职责的情况下才可被免职。除终审法院院长必须是中国公民,不得有在其他地方拥有居留权以外,各级法官可以是外国人。23名法官中,有4人是葡萄牙人。

澳门有四个法院:第一审法院(拥有一般初审管辖权);行政法院(行政争讼初审管辖权);中级法院和终审法院。

法律规定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司法部门一般遵循这项权利。审判对公众开放。《刑事诉讼法典》规定被告在有关诉讼进行时有权在场,有权选择律师或要求政府出钱雇请律师。1997年的《有组织犯罪法》规定,"某些诉讼行为得排除公开进行,在法庭上宣读证人的陈述可作为证据"。对有组织犯罪案中的假释和缓刑也有额外的限制。如公开审判可能会对涉案人尊严、公众共道德或审判的正常进展造成巨大危害,审判可在法官听证室进行。这些理由如不复存在,则可以撤消这样做的决定。但判决一律公开宣布。

司法部门向居民提供公正和有效率的司法程序,尽管从提出民事诉讼到庭审的等候时间平均为12个月。1976年至1991年间颁布的法律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从1991年起,所有立法都同时用中文和葡萄牙文颁布。

检察长享有独立於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的极大的自主权。《基本法》规定检察长职责的履行必须不受任何干预。

没有关于政治犯的报告

(6) 任意侵犯隐私、家庭、住所或通信

法律禁止这样的行为,政府总的来说在实践中遵守这些规定。官方在这些方面进行干涉须依法行事,得到法官的授权或令状。任何未经当事人同意,用不正当的手段通过侵犯私人生活、住所、通信或电信联系而获得的证据不得在法庭上使用。

第二节 尊重公民自由,包括:

(1) 言论和新闻自由

法律规定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政府总的来说在实践中尊重这些权利。地方法也保护居民向政府和立法部门请愿的权利。但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200012月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发表的讲话中警告澳门居民不要用利用自由反对国家,他并告诫新闻媒体要注重自己的社会责任。

检察长办公室正在调查有关一名警察被指控在2000年殴打一名14岁男孩的案件,这名男孩在主权转移周年庆祝活动前夕散发有关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事件的传单。(见第一节(3))

澳门的印刷媒体包括8份中文报纸,2份葡萄牙文报纸和7份周刊。澳门有3家电视网。澳门广播电台用葡萄牙文和中文(广东话和普通话)广播。香港报纸和外国报刊在澳门公开发行。10月,政府展开一项为地方印刷媒体提供补贴的两年计划,使之能够更好地与越来越多的香港报纸竞争。主流报刊有亲中国的倾向。批评人士指责说,这些报纸对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声音没有给予同等的注意。到目前为止,澳门主权转由中国管辖看来没有使新闻自由受到影响。政府官员称,自主权转移以来,地方媒体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政府官员承担责任。

据法轮功练习者提供的消息,在法轮功于19997月在大陆被禁之前,法轮功组织的一些资料曾在两个当地商店出售,后来这些资料被商店管理人员从货架上撤下。但是政府没有采取行动限制这些资料的提供(见第二节(3))11月,法轮功信徒在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对面散发传单时,三名身穿制服的警察试图没收这些传单,当即相互发生扭扯。一名便衣警察要法轮功信徒离开现场,事件和平结束。没有人遭到逮捕。(见第二节(3))

澳门《基本法》第23条要求特区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人权组织担心,第23条的规定及其它规定可能会限制基本权利和自由。他们特别对《刑法典》没有对这种罪行的刑罚做出具体说明表示关注。他们还担心,一项有关威胁国家安全的罪行的葡萄牙法律在澳门主权转移后失效,导致了法律真空。有关立法的制定工作在继续进行,但没有迹象表明有关法律何时能问世。

政府没有对使用因特网施加任何限制。

政府尊重学术自由。

(2) 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

法律规定集会自由,总体来说,政府在实践中尊重这个权利。根据地方法律,意图在公共场所举行和平集会或示威的个人和实体必须至少提前三天但最多提前两星期以书面形式告知有关的市政厅主席,但是举行这样的活动不需要事前获得准许。地方法律还规定对阻止或试图阻止自由行使集会权的政府官员和干预集会或示威的反示威者给予刑事处罚。当地的法轮功支持者一般可以不受干涉地开展练功活动和进行请愿。

法轮功练习者继续每天在公园开展练功活动,可是警察对练功人员拍照并有时检查他们的身份证。有些法轮功练习者被带到警察局,在警察检查证件时被迫等上几个小时(见第二节(3))。正如过去一样,政府遵重法律给予居民集会和示威的权利,但这不适用于非居民的外国人(见第二节(4))。民主派人士和法轮功活动人士说,他们在其它时候不受干扰地进入澳门。

5月,有大约400名工人参加了一个民主派澳门工会领导的示威游行,该工会组织了一批工人防止发生冲突和暴力。游行以和平方式结束(见第六节(1))

法律规定结社自由,政府总体来说在实践中尊重这个权利。法律对於建立政治党派既不提倡,也不禁止。但是根据《结社权规范》,人们可以成立"政治社团"。有几个这样的组织存在,包括以一名民主派议员为首的民主新澳门学社。公民社团和提名委员会都可以为直接和间接投票进行的选举提出候选人(见第三节)。然而,《基本法》第23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禁止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政府还没有根据基本法第23条制定立法。一个国际人权组织对有关打击有组织犯罪的立法可能会被用来限制结社自由表示关注。但是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

(3) 宗教自由

《基本法》,即小宪法规定信仰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公开传教和举行、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在澳门主权转移后继续生效的《宗教自由》法律条款规定宗教自由、宗教信仰的隐私权、宗教集会权、宗教巡行权和宗教教育的自由。总的来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总的来说在实践中尊重这些权利,但是至少有一个例外。没有官方指定信奉的宗教。

《宗教自由》法律条款要求宗教组织进行登记。登记工作由身份证明局负责处理。没有关于登记程序发生歧视的报导。

法轮功(一个不认为自己是一种宗教的精神运动)练习者没有申请登记,因为当地一名律师告诉他们,由於法轮功于19997月在中国大陆被禁,他们的申请不会获得批准。但是,身份证明局没有发布有关法轮功的任何指令。特别行政区政府高级官员重申,法轮功练习者可继续进行合法活动,不受政府干预。

法轮功练习者继续每天在公园练功,但是他们经常受到警察的骚扰。警察对练习者进行拍照并有时检查他们的身份证。警察至少有一次把一名练习者带到警察局检查证件,而不是当场进行检查(见第二节(2))

200012月,在举行主权转移周年庆祝活动期间,政府允许当地法轮功练习者在距离官方庆祝场地约一英里的公园举行请愿活动(见第二节(2))。可是,当局扣押并遣返在周年庆祝活动期间试图进入特别行政区的民主派活动人士和法轮功练习者。

非居民的外籍人士没有集会和示威的权利。2000年,一名警察或移民官员被指控殴打一名外籍练功者。政府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后驳回了对警察暴行的指控,这位练功者没有对处理结果提出上诉。

宗教团体可以申请利用电子媒介宣扬其教义。有关法律条款还规定宗教团体可以与海外宗教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并承认可自由进行宗教教育。

传教士可以自由传教并在澳门开展活动。有三万多儿童在天主教学校上学,许多有影响的非基督徒接受过基督教教育。

根据法轮功练习者提供的消息,在法轮功于19997月在大陆被禁之前,法轮功组织的一些资料曾在两个当地商店出售,后来这些资料被商店管理人员从货架上撤下。但是政府没有采取行动限制这些资料的提供(见第二节(1))

天主教教会承认教皇为教会领袖。四月份,梵蒂冈任命了澳门教区的一名新助理主教。地方天主教报纸社论认为,这体现了《基本法》所规定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的独立性和对宗教自由的尊重。

(4) 迁移、出境旅行、移居境外和返回的自由

法律承认这些自由,政府总的来说在实践中尊重这些权利。4月,一位来自香港的女性法轮功练习者被禁止进入澳门,尽管澳门行政长官声明,没有对来自香港的人士制定政治黑名单。警方承认他们有一份针对有犯罪记录的不受欢迎者和他们认为有犯罪意图者的名单。200012月,政府扣押并遣返了试图在澳门主权转移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进入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民主派活动人士和法轮功练习者(见第二节(3))。保安司一位发言人称,不准这些人入境是因为怀疑他们意图举行非法示威,而且法律准许居民有权举行集会和示威,但非居民没有这个权利(见第二节(2))。外籍法轮功活动人士和民主活动人士在其它时候进入澳门没有出现问题。

法律规定可根据1951年《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的议定书为难民提供庇护和给予难民地位。政府在澳门主权转移前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官员公署进行合作为难民提供协助。自从澳门主权转移以来,没有出现有关难民的案例。法律没有有关第一收容地的规定。没有有关难民被迫返回他们担心会受到迫害的国家的报导。

澳门政府为重新安置逃离越南的越南船民提供帮助。只有7名越南人现在仍留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在可以得到最新统计数据的1997年或1998年,没有发生越南难民被遣返回国的情况。澳门特别行政区每个月平均遣返444名非法中国移民回中国。

第三节 尊重政治权利:公民更换他们的政府的权利

居民更换政府的能力相当有限。政府以行政长官为首。行政长官经200名成员组成的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推选委员会由筹备委员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任的60名澳门代表和40名大陆代表组成)选出。九月份选举产生由27名议员组成的立法会,其中10名通过直接选举产生,10名由社会利益选举组别选举产生,例如雇主利益选举组别、劳工利益选举组别、专业利益选举组别、慈善、文化、教育及体育利益选举组别。另外7名议员由行政长官委任。在九月份举行选举之前,立法会有8名议员通过直接选举产生,12名通过间接选举产生,另7名是被委任的议员。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议员人数将在今后的选举中逐渐增加。2005年,直接选举的席位将增加到12(8个席位由间接选举产生,7个席位被委任)2009年以后,关于立法会组成的规定如得到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并得到拥有否决权的行政长官的批准,则可能发生变动。《基本法》没有规定进行普选或直接选举立法机构或行政长官。本年度做出了允许囚犯投票的特别安排。(见第一节(3))

对於立法会议员可以提出哪一类立法有限制。《基本法》第75条规定,立法会议员不能提出涉及公共收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或政府运作的议案。涉及政府政策的议案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

行政会由行政长官委任的10名成员组成(其中5名为立法议员,5名为政策人士)。行政会发挥非正式内阁的功能,在立法草案经立法会讨论之前对草案进行审议。通过直选、普选和不公开投票产生的地方政府代表负责管理公共卫生和文化活动。

立法会于11月通过一项定于20021月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两个临时市政局改组成一个新的公共机构的议案。根据原来的安排,由直选产生的所有8名成员在这两个市政局任职。这两个市政局负责文化、娱乐和公共卫生。新的体制要求这两个市政局合并成一个名为民政总署的公共机构,其全体委员由行政长官委任。《基本法》规定,"可设立非政权性的市政机构。"

妇女在政府和政治体制中所占的比例与妇女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相称。然而妇女担任各政府部门的一些高级职务。立法会的27名议员中有5名是妇女(3人通过直选产生,1人通过间接选举产生,1人被委任),其中也包括立法会主席。

第四节 政府对国际和非政府组织调查侵犯人权指控的态度

境内人权组织总的来说在不受政府限制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对人权问题进行调查并公布调查的结果。当地人权组织,如澳门劳工权益协会,民主新澳门学社继续运行。国际特赦组织(澳门小组)199912月澳门主权转移后不复存在。

原来适用于澳门的国际人权协议得到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的批准,继续适用于澳门特别行政区。此外,《基本法》规定实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8月,澳门就在澳门实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问题提交了第一份报告,重申了政府遵守公约的承诺。

第五节 基於种族、性别、宗教、残疾、语言或社会地位的歧视

《基本法》规定,澳门居民不因国籍、血统、种族、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思想信仰、文化程度、经济状况或社会条件而受到歧视。此外,许多地方法律有禁止歧视的具体规定。例如,根据奠定教育体制总框架的法律,所有居民不分种族、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或意识形态,均有受教育的权利。

妇女

有关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报导不多见。政府对所报导的案件执行有关禁止家庭暴力的刑法并惩处违法者。但是,警方和法院的统计数字对於虐待配偶和其它人身伤害的案件不作区分。如果需要接受医院治疗,社会医务工作者会为受害者提供咨询,介绍有关的社会福利服务。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在投诉得到解决之前可以得到公共住房,但是没有明确为她们保留的设施。

有一些私营和宗教组织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救助项目。政府支持并帮助为这些组织和项目提供资金。政府建立了"家庭辅导办公室",从属於社会工作局家庭暨社区服务厅,其宗旨是通过一支专业工作人员小组(有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法律顾问等),对陷入困境或面临危机的家庭提供支持。家庭辅导办公室发现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家庭暴力。家庭辅导办公室为受家庭暴力之害的妇女提供帮助,不仅为她们和她们的孩子提供一个安全栖身之地,而且还就如何对行凶者采取法律行动提供咨询。家庭咨询热线电话平均每个月接到13.5个电话。两个由政府支持的宗教项目也为暴力受害妇女提供康复计划。

关于强奸的法律也涉及对配偶的强奸行为。本年度年末报告的强奸案为38宗;2000年报告的强奸案有48宗。

卖淫属於合法,但做淫媒不合法。贩运妇女是一个问题(见第六节(6))

没有针对性骚扰的特定法律,但是有禁止一般骚扰的法律。

妇女在工商界越来越活跃和引人注目。据政府估计,妇女在劳动大军中所占比例为48%。适用于所有公共和私营组织的平等机会立法规定男女同工同酬,禁止基於性别或体力的歧视,并对违反这些规定的雇主制定了惩处办法。但是在一些部门存在报酬上的差别,特别是在建筑业。平等机会立法可通过民事诉讼强制执行,但是没有指控歧视行为的案件被提交法院。

儿童

政府承诺保护儿童权益,但是没有颁布特定保护儿童权利的法令,只依靠公民和政治权利的总框架来保护所有居民。例如,《刑法典》规定对儿童和学生性虐待、法定强奸罪和涉及未成年人的淫媒等罪行进行刑事处罚。

入学不是强制性的,但是当地居民的孩子绝大多数在学。政府管理的学校和得到补贴的私立学校提供基础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和普通中等学校教育。教育局为无力支付学费家庭的孩子提供帮助。非法移民的孩子被排斥在教育系统之外(见第六节(4))。政府为所有儿童提供免费医疗。虐待和剥削儿童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尽管报案数字出现增加。1998年和1999年只有两宗案件上报,2000年上报26宗虐待儿童案、7宗虐待配偶和儿童案。本年度上报19宗虐待儿童案、2宗虐待配偶和儿童案。

残疾人

有关对有身体残疾的人士在就业、教育和接受政府提供的服务等方面受歧视程度的问题,缺乏全面的资料。199910月公布的一份政府调查报告估计,澳门有身体和精神残疾者为4354人。这份调查指出,"中国社会仍然认为孩子有残疾是对过去行为的一种惩罚,这种思想使得家人不让外界知道孩子有残疾。"

社会工作局为残疾人提供经济和康复援助,并正在资助建立一个就业中心。另外还有几个特殊项目,目的在於帮助身体和精神残疾者更好地获得就业、教育和使用公共设施。法律没有规定建筑物应便於残疾人通行。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经费有三分之二以上来自政府补贴。政府对5个护理院、14个康复中心和另外7个为残疾人提供服务的慈善机构几乎全部提供补贴。有10个学校设立了残疾人项目,为大约467名学生提供特殊教育。

少数民族

虽然没有特定法律禁止基於种族或民族的歧视,少数民族的权利,特别是澳门本地人(欧亚血统人种,在澳门人口中占大约9%)的权利受到尊重。虽然葡萄牙官员在公务员中不再占多数,但是政府和司法系统十分重视葡萄牙文的能力。澳门人口中不到4%的人说葡萄牙文。中文在1993年成为官方语言,在民政事务中,中文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

第六节 劳工权利

(1) 结社权

政府既不阻拦成立工会,也不歧视工会会员。《基本法》规定,在主权转移前适用于澳门的国际劳工公约有关规定继续有效,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政府在实践中执行这些法律。然而,令人权组织关注的是,地方法律没有明确条款反对歧视工会的行为。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利益对地方工会活动,包括挑选工会负责人都有重要影响。工会往往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尽可能减少劳工队伍的动荡。私营部门几乎所有的工会会员都属於亲中国的澳门工会联合会。许多地方观察人士称,这个组织更感兴趣的是推动中国的政治议程,而不是解决诸如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等工会议题。几个私营部门的工会不受中国控制,在四个公共部门的工会中有两个也不受中国控制。所有类别的工人都有权加入工会。

工会领导人报怨说,如果工人行使罢工权利,地方法律没有防止报复行为的有效法令。政府则认为,劳工法要求雇主必须有"正当理由"才能解雇员工,可保护参加罢工的员工不受报复。政府在实践中执行这些条令。本年度没有发生停工或罢工情况。

工会可以自由成立联合会和参加国际组织。本年度有7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工会进行了登记。代表葡萄牙人、澳门本地人和中国人雇员的3个公务员工会参加了主要的非共产党组织"根在澳门"

(2) 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

政府不阻止或反对集体谈判,但是由於保护集体谈判的葡萄牙法律不再适用,这项权利没有得到专门法律的保护,工资根据市场因素而定。工会更类似于地方性的传统邻里协会,从事促进社会和文化的活动,而不是解决与工作场所有关的问题。此外,当地的习惯做法通常是雇用员工不签书面劳工合同,但是来自中国和菲律宾的移民劳工除外。华人的工会传统上不试图进行集体谈判。

工人如认为被非法解雇,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也可向劳工暨就业局投诉,或向同时担任申诉专员的反贪污暨反行政违法性高级专员投诉。本年度没有出现向劳工暨就业局或廉政公署就非法解雇提出的投诉案。

澳门没有出口加工区。

(3) 禁止强迫或强制劳动

法律禁止强迫或强制性劳动,没有有关出现这类做法的报导,但是有偷运妇女的事件。(见第六节(6))

政府没有禁止强迫儿童劳动或使儿童沦为抵押劳工的行为,但没有发生类似情况的报告。儿童受到有关禁止强迫性或奴役性劳动的法律保护。

(4) 雇用童工的状况和最低就业年龄

法律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工作,但是14岁到16岁的未成年人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得到工作许可。据报导,有些孩子通常在夏冬假期在家庭经营的企业和捕渔船上干活。地方法律没有具体规定这些孩子可以工作的时数,但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公约得到实施。劳工暨就业局通过定期和定点检查执行法律,违法者受到惩处。使用童工的情况自1985年开始有效实施有关规定以来大为减少,现在已十分少见。劳工暨就业局督察员不专门为实施童工法执行督察任务,而是在对其它工作场所进行检查的过程中发现这样的违法行为时发出传票。本年度没有使用童工事件的报导。

政府还没有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最恶劣的童工形式的第182号公约。

政府没有禁止强迫儿童劳动或使儿童沦为抵押劳工的行为,但没有发生类似情况的报告。儿童受到有关禁止强迫性或奴役性劳动的法律保护。

(5) 可以接受的工作条件

地方劳工法规定了公平报酬的一般原则,要求遵守工资协议,但是没有限定最低工资水平。一般标准的工资总的来说可以为工人及其家庭维持衣食无虞的生活。在没有法定最低工资规定,也没有公共管理的社会保障项目的情况下,一些大公司自行提供福利和保障计划。

劳工法规定每周工作48小时、每天工作8小时,享受加班费、年假以及医疗和产妇保健。虽然法律规定每工作7天有24小时的休息时间,但是工人代表报告说,工人们往往为弥补低工资的不足而同意加班。劳工暨就业局在工人提出要求时提供帮助和法律咨询,但是政府对劳工法的执行不力。

劳工暨就业局执行有关职业安全和职业保健的规定。如不纠正违反规定的行为,可受到处罚。2000年劳工暨就业局督察员进行了928次检查,发现26宗违规行为,罚款总额为8,000美元(64,000澳元)2000年有6宗与工作有关的死亡事件,本年度报导的有4宗。虽然法律有要求雇主提供安全工作环境的规定,但是没有明确的条款保护拒绝在危险条件下工作的雇员继续受雇的权利。

主要来自中国的外来民工约占澳门劳动力的12%。与干同样工作的当地居民相比,这些工人得到的工资还不到当地居民的一半。他们住在受到管束的宿舍里,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他们为了得到工作欠了进口劳工的公司大笔钱款。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出,对工作条件缺乏保护性措施和非居民工人缺乏社会保障项目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劳工利益组织称,高比例的外来劳工侵蚀了本地居民为改善工作条件和增加工资进行谈判的力量。本年度澳门工人几次举行游行,反对输入外来劳工。

2000年由於经济下滑,失业增加,政府为了让本地居民得到工作优先权制定了减少外来劳工人数的政策。11月,有大约40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工人与雇主在补偿和突然被解雇的问题上发生僵持后被拘留。一些工人在他们有关劳工问题的要求得到司法裁决之前被递解出境。在另一事件中,几十名外来劳工在突然被一家服装厂解雇之后,向澳门政府提出申诉,称他们只得到应付工资的一小部分。政府劳工暨就业局采取行动对这次工资纠纷进行调解。政府称,由於工人的合同已经到期,解雇他们是合法的。然而,劳工暨就业局一位官员对媒体说,解雇这些工人"没有理由",工人的要求是合理的。

(6) 人口贩运

法律禁止贩运人口,但是以卖淫为目的贩运妇女的活动继续发生。澳门地区是以卖淫为目的贩运非法移民和妇女的中转站及目的地,但是没有可靠的信息可以确定所涉及的人数。据可靠的报导,越南妇女通过冒充旅行社、国际劳工组织或婚姻介绍所的组织的帮助以邮购新娘的方式被贩运到澳门。据报导马来西亚妇女也被贩运到澳门,

这些妇女往往是华裔。马来西亚执法当局认为,这些妇女是由中国罪犯集团经手贩运的。有些来自马来西亚的人口贩运受害者受到保证得到高薪工作的引诱,然后被迫从事卖淫。没有有关澳门妇女被贩运到其它国家的案例。(见第五节和第六节(3))

没有单独的有关人口贩运的法律。根据《有组织犯罪法》第7条,人口贩运活动属犯罪行为,应得到惩处。对人口贩运行为的刑罚为28年徒刑。如受害者在18岁以下,刑罚均加重三分之一(在上下限内)。如受害者在14岁以下,处515年徒刑。如果人口贩运受害者被贩运分子强奸,即使强奸和贩运相互有连系,但仍作为两种罪行论处。

1999年,2名越南妇女因贩运15名越南妇女到澳门卖淫在越南受到起诉。同年,韩国媒体报导了一名韩国男子因被指控强迫40名征募到澳门当女招待的韩国妇女卖淫而被逮捕。

政府没有为人口贩运受害者设立援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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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院《2000年国别人权报告》

的中国部分 (节选)

20012


美国国务院226日发表了第25期关于各国人权状况的报告,以下是国务院 《2000年国别人权报告》关于中国部分的序言摘要:

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以中国共产党为最高权力核心的专制国家。共产党员担任从国家到地方的几乎所有政府、警方和军方机构的最高职务。政治局委员享有最高权威。领导人强调必须维持安定和社会秩序,并且致力于永久维持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及其等级结构。公民既缺少有组织地以和平方式表达对共产党为首的政治制度的反对意见的自由,也缺少更换国家领导人和政治体制的权利。社会主义继续被作为中国政治的理论基础,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近年来已经被经济实用主义所取代,而经济权力的下放增大了地方官员的权力。党的威力主要依赖于政府维持社会安定的能力、激发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由共产党控制人事、新闻媒介和治安机构,以及不断提高将近13亿人口中的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水平。宪法规定司法独立;但实际上,从中央到地方,党和政府经常干预司法程序,在很多引人注目的政治案件中,党和政府指示裁决结果。

治安机构由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人民武装警察、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国家的司法、检察和刑事系统组成。中国的治安政策及治安人员是造成大量侵犯人权情况的原因。

中国正在从中央计划经济逐步过渡到市场经济。虽然国有企业在关键领域仍然占支配地位,但是,政府已经使很多中小型国有企业私有化,并允许私人企业家扩大经济活动范围。中国拥有庞大的工农业,是煤炭、钢铁、纺织品和粮食的主要生产国。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包括电子产品、玩具、服装和塑料制品。贸易和外商投资正在帮助迅速发展中的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截止第三季度末,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略超过8%,比90年代初两位数的增长率要低,但略高于1999年的增长率。带来2000年经济增长率提高的主要因素是对外贸易、对基础设施继续进行大量投资以及国内需求略有增长。

中国经济面临着日益严重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失业、就业不足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失业率和就业不足率两者相加估计超过30%。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背井离乡去城市寻找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据人口学家估计,这样的流动人口大约有8千万到1亿3千万,很多大城市有100万以上的流动人口。城市地区也面对数以百万计由于企业改革而无事可做、领取半薪的国有企业工人和失业工人问题。在工业部门,2000年上半年,国有企业继续裁员造成200万人被解雇,使大约2亿4千万城市劳动人口中的失业总人数超过2千万。到城市寻找工作的外来农村劳动力更使城市失业人口数量大幅度增加。全国各地不时发生工矿企业职工有组织地抗议解雇或要求发放拖欠工资和福利费的活动。不过,人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企业家享有的更大独立性、以及非国有经济的扩大增加了工人选择就业的机会,并明显减少了国家对公民日常生活的控制。1999年对宪法的一项修改正式承认了私营企业在经济中的作用,目前,国内生产总值年度增长率中的30-40%来自私营公司。生活在绝对贫困 状态下的人口总数继续下降,估算数字从中国官方公布的42百万到世界银行的1亿5千万不等。但是,沿海地区和内地的收入差距以及城乡收入差距非常大,并在继续扩大。1999年的城市人均收入为705美元(比前一年增加8%),而农村人均收入为266美元(比前一年只增加了2%)

中国政府不良的人权记录出现恶化,政府继续有一系列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政府加剧了对宗教和在西藏的镇压、更加严酷地对待持不同政见者,并压制任何被认为对政府构成威胁的个人或群体。不过,尽管有这些做法,许多中国人还是获得了更多的个人选择,能有更多渠道获取信息,得到的经济机会也有所增加。但到2000年年底,仍有数千个未注册的宗教机构被关闭或捣毁,数百名法轮功负责人被监禁,数千名法轮功练习者继续被扣押,或被劳改,或被关进精神病院。据多方面来源报导,大约100多名法轮功练习者因在被拘留时受折磨和虐待而死亡。对宗教活动和言论自由的控制在西藏加剧,在新疆则仍然十分严厉。只有少数持不同政见者仍在公开活动。随着政府打击地下基督教组织、藏传佛教徒的活动,并捣毁许多祷告的场所,政府对宗教自由的尊重在这一年显著恶化。政府大力加强了反法轮功的运动,并在10月份指控法轮功为反动组织。政府也加强了对一般邪教的打击。一些气功团体遭到取缔。政府继续违背国际公认的准则,进行了广泛的、有案可查的侵犯人权活动。这些侵权行为的根源在于当局对民众针对政府的不满意见的容忍程度极其有限、害怕发生动乱,以及保护基本自由的法律范围有限或执行不力。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基本人权,不过在实际行动中经常无视法律。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不经法律程序杀人、使用酷刑、逼供、任意逮捕和羁押、虐待囚犯、长时间的单独监禁,以及拒绝正当法律程序等。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5月份发表报告,批评继续严厉实行酷刑,特别是对国内的少数民族。大多数监狱设施的状况仍旧恶劣。在许多案例中,特别是敏感的政治案例,司法系统拒绝给予刑事被告基本的法律保护和正当法律程序,因为政府更多考虑的是维持公共秩序和镇压政治反对派,而不是实施法律标准。中国政府侵犯公民的隐私权。政府继续严厉限制言论和新闻自由,加强对因特网的控制;新闻人员的自我审查仍在继续。中国政府严格限制集会自由,并继续限制结社自由。政府继续限制宗教自由,并加强了对一些未注册的教会的控制。政府继续限制迁移自由。公民没有以和平方式更换政府的自由。政府不允许独立的国内非政府组织公开监督人权状况。对妇女使用暴力(包括强制实行计划生育--有时还包括强制堕胎和强迫施行绝育手术)、卖淫、歧视妇女、贩卖妇女儿童、虐待儿童,以及歧视残疾人和少数民族,这些都是存在的问题。西藏和新疆持续存在特别严重的侵犯人权现象。中国政府继续严厉限制工人的权利,监狱里的强制劳动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随着成人劳动力到城市寻求更好的工作机会,农村地区出现童工,并成为越来越大的问题。贩运人口是一个严重问题。

199812月以来,政府以颠覆罪严厉惩治了至少25名中国民主党(CDP)的核心领导人。去年一年,政府继续镇压中国民主党,对刘世遵、戴学忠、祝正明、陈忠和、肖诗昌、李国涛等人进行逮捕或判刑。在这一年内,政府还利用反对颠覆活动和反对危害国家安全的法律,威胁、逮捕并监禁了为数众多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人士,包括前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NGO)创建人和活动人士、艺术自由活动人士和倡导司法改革的独立人士。

尽管中国政府否认羁押政治犯或宗教人士,并声称监狱中所有的犯人都是依法刑服,但有为数不清的人--据估计有几千人,受到的拘禁是违反有关和平表述政治、宗教和社会观点的国际人权公约的。2000年被羁押的人包括政治活动人士、未注册的宗教团体领导人、新闻工作者、作家、知识分子、劳工领袖以及法轮功成员等。随着中国政府压制异议人士和分裂分子的活动,一些少数民族团体,特别是藏传佛教徒和维吾尔族穆斯林,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西藏,政府广泛地严厉打击西藏宗教活动,到2000年年底出现一些缓和的迹象。政府继续进行以控制寺院和驱逐达赖喇嘛支持者为目标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在新疆,政府为控制要求独立的组织,继续严厉限制基本自由。

中国当局提前释放了一批政治犯,他们包括刘文胜、陈兰涛、李旺阳、张京生、余志坚和林海。然而到年底时,仍然有数千人因和平表达政治、社会和宗教观点而遭到囚禁或其它形式的关押,这些人中有安树新主教、蔡桂华、陈龙德、韩春生、李必丰、刘京生、秦永敏、沈良庆、查建国、王有才、徐永泽牧师、许国兴(音译)、方觉、徐文立、杨勤恒、张林、张善光、赵常青、周勇军、阿旺群培、恰扎活佛、晋美桑泊和阿旺桑珠<参看西藏附录>。有些刑满释放的人受到监视,并且不允许就业或以其它方式恢复正常生活。据报导异议人士受到更严密的监视。

未经批准的宗教组织,包括新教、天主教和非传统宗教组织的成员继续受到官方不同程度的干预、压迫和迫害。中国政府继续实施1994年国务院关于所有宗教活动必须在政府注册并接受官方爱国宗教组织监督的规定。政府官员对宗教的态度在地区与地区,甚至地方与地方之间有显著不同。在有些地区,当局按照国家政策大力控制未经批准的天主教和新教教会活动;宗教活动遭到驱散,宗教领袖或信徒受到骚扰,有时遭到罚款、拘留、毒打和折磨,许多祷告场所被捣毁。在去年11月和12月,浙江沿海城市温州及附近地区当局捣毁或没收了数百座教堂或祷告场所。直到年底,仍然有一些宗教信徒因为其宗教活动而被监禁。东北地区的家庭教会组织报告说今年遭受的逮捕和拘留比近年任何时候都多,另外河南当局对地下新教教会进行了镇压,几个新教家庭教会组织被取缔。在许多天主教教徒集中的地区,政府与忠于梵蒂冈的地下教会一直关系紧张。在其它地区,注册和未经注册的教会受到当局的相同对待,没有或者很少有当局干涉其日常宗教活动的报导。许多注册和未注册教会的信徒人数持续快速增长。西藏的情况尤其糟糕,政府在那里加强和扩大了对同情达赖喇嘛的喇嘛、僧侣和僧尼的打击活动。

政府严格控制刊物的出版和管理、控制广播电视媒介、审查外国电视节目并有时干扰海外电台广播。2000年期间,有些出版物因刊登被政府认为不适宜的文章而遭到查封或受到处分,新闻工作者、作家和研究人员遭到当局的骚扰、拘留和逮捕。尽管因特网在中国持续发展,但是政府加紧了对因特网内容的监视和控制,发布了新的因特网管理条例,许多网站,包括具有政治敏感性的网站和外国新闻网站被当局关闭或封锁。

2000年期间,政府努力逐步纠正司法制度在体制上的弊端并使司法制度更加经得起公众监督;实施了旨在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警察更加专业化和更为负责的新规定。政府高级官员公开承认刑讯逼供等虐待手段,并承认仍然存在向嫌疑分子勒索好处以及裙带关系等严重问题。但是,过去几年通过的新规定和政策并没有使中国的刑法程序完全符合国际准则,在对待政治异议人士、宗教领袖和宗教信徒时,频繁出现违法现象。中国的司法不是独立的。

尽管对有组织的异议活动的镇压有所加强,但是一些积极的趋势仍在发展。掌握经济资源的社会组织继续在社区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尽管政府加强了对因特网内容的控制,使用因特网的人数去年年底达到1500万,。大多数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基本不受政府干扰,经济上受到的控制较为宽松,得到外界信息的来源有所增加,个人选择余地得到扩大,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但是,当局对认为威胁政府权力或国家稳定的任何个人或组织,无论是宗教、政治或者是社会组织,都迅速进行压制,那些争取公开表达不同政治和宗教观点的公民继续生活在充满压迫的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