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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救王炳章


浙江民主党案海内外开展法律声援的几个文件(1998/8/19)

诸位朋友:王培剑关于浙江案的几点总结转给你们,请一阅.他写得很好.鲁宾九月份访华,培剑也提到了.
我意我们一定要迅速组织一批浙江案的材料,译成英文交鲁宾带去中国交涉.支持浙江的款也要迅速到位.
请各位抓紧.
XX 8/20

关於浙江民主党案的几点总结

中国民主党建党案已过月余,余波仍存,作为法律後援会在杭州当地的成员,有必要将一个多月来的情况总结一下,以使各地朋友有更切实的了解。

一、分别对待,别有企图

此案一开始就对涉案人员进行区别对待,除王有才一人被刑事拘留外,王东海、林辉、朱虞夫、祝正明等皆为监视居住。当朱虞夫因身体原因较早即回家监视居住外,王东海在国内外同仁的呼吁下也於七月二十二日回家监视,其实王东海的回家即已间接向我们透露了当局对此事件的处理方式。中共当局不愿意承认居然会有人向一党专政提出挑战,居然会有人在这个并无多少契机的时候冲击党禁。从日后当局的表现来看,他们尽量不给人以中国有一个新的政党正呼之欲出的感觉(这种感觉如果经由当局的话语或程序来表达,感染其他群体,对中共来说几乎是灾难性的)。他们不仅不给体制外政治改革力量谋求组织化的空间,甚至连组织化这个名号和感觉都试图加以扼杀,所以他们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单独起诉王有才一人,而没有再起诉其他人(尽管祝正明、王东
海、朱虞夫的罪行并不亚於王有才),一方面避免来自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一方面不给人以一种印象,国内已经出现有组织的力量公开对一党专政制度提出挑战,且用的是他们在法律上无懈可击的公开申请。

估计在起诉状中他们也会尽量避免用中国民主党等词眼,在公开判决中则更会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笔带过,正是基於对中共存这种心理状态的把握,浙江的朋友坚持要用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出自己的声音(尽管从法律的角度而言,筹委会不能公开对外活动,公开对外活动完全可以非法组织的名义取缔)。我本人担心的是,在营救王有才还有一些希望的情况下,我们经常以筹委会名义活动是否会给营救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浙江的朋友并没有被中共的镇压行动吓退,相反倒是一批又一批的人勇敢地站出来,呼吁呐喊、申请游行示威,准备二次建党申请,七九民主墙的一批老战士顶住巨大压力,行动果敢,其胆识令我们後学之辈敬服。

二、两种辩护方案

如果有内部消息表明中共可能轻判王有才,我们的辩护可能就不需太过刺激中共的神经。作为民主政治应有的内涵的妥协精神,我想在此事件中未尝不可用一下,而如果没有事实能让我们相信当局会轻判,则辩护词就需求从整个体制存在的问题着手。准备辩护词的过程可能就成了我们理论探讨(组党)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过程,组党经验储备的过程,也是向当局施加新一轮压力的过程。

鉴於成立公开宣言,中国民主党章程(草案)有些字句被中共认为有造谣,诽谤嫌疑,结合我本人的一些想法,兹列如下,请各地朋友从各个角度阐述,并帮助收集证据(有证人更好):

  1、一党专政和多党政治的利弊;多元政治所需要的基本制度架构;中共执政大陆五十年,其所作所为(原始记录,权威记录,作证据使用)。
  2、言论自由和宣传、鼓动、煽动;言论能否颠覆国家政权?诽谤政府这个概念能否成立(言论自由无禁区)
  3、执政党的安全和国家安全。
  4、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现代社会以哪个原则优先。
  5、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邓小平九二年南巡讲话,提出市场经济,而其时的宪法明确规定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邓小平关於姓资姓社的讲话,其实也是违宪的,何以当时的检察官未能提起公诉,说邓小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6、苏式政党和英美式政党的特点,中共党章及其组织原则和思想汇报制度的违宪性,及对中共党员基本人权的侵犯,我们该用何种样式的政党?
  7、关于封建专制、专制当局的用词,其封建性,专制性表现在哪儿?(要有证据,报章及一些权威性的记录,作证据使用)
  8、扩大政治影响力并最终获取政治权力,修改宪法,废除一党专政。
  9、中国民主党强烈谴责统治集团以暴力镇压政治反对派的行为,强烈谴责对被关押的持不同政见者施以酷刑和劳改做法(需有证人,有证言,请各地朋友帮助收集)。
  10、组建政党会破坏社会稳定。这似乎是他们对待任何民间声音的最常用的理由。
  
为减轻王有才的压力,针对中共的心理状态,我当时曾提出了一个危险的辩护方案,若当局只判王有才一人,则王东海,祝正明,朱虞夫,林辉先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而後表示各人都有一份责任,应分别承担,使中共缩小打击面的做法不能得逞,而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以整体的道义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既给?br>泄惨砸恢址凑鹕澹哺艘孕牧榈恼鸷常庖蛔龇赡苁雇跤胁诺任迦巳勘慌校部赡芑瘴模?br>有才营救出
来。可惜安全至上的想法及缺乏经验所致的恐惧使这一方案无法得到足够的认同。

三、审判时机

我们原来估计中共会迅速审理,现在看来由於诸多因素,他们可能会冷处理,拖延一段时间。从逮捕到移交检察院一般为两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时不能终结的案件,可以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6条和127条规定,还可延长四个月,这样逮捕後的羁押时间可长达七个月。当然,我们不会让他们轻易援用第126条和127条。
  
听闻美国国会有个人权小组於九月来中国就人权问题与中国政府磋商,九月份即提起公诉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但若拖到中国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br>ɡ使肌芬葬幔蛑泄裁髯趴僮约旱亩猓坪跻膊换帷U庋强赡茉谘罢乙恍┝硗獾睦碛善鹚咄跤胁拧2还泄惨幌蚯看识崂恚颐且埠苣炎聊ニ堑降自谧急负沃忠┓剑┤缋钋煜惨?br>是在中国签署了一个允许组建独立於官方的工会的公约以後被劳教一年的。我们信息了解有限,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都相当缺乏,需要各地朋友指点迷津。

四、法律後援工作

法律後援形式的启动,尤其是王文江、周国强、张鉴康等发布中国律师关于浙江党案五点声明及其他文章,给当局施加了较大的压力,只因司法当局的无理阻拦和刁难,外地律师无法来杭,而杭州又找不到能从价值角度为王有才等辩护的律师,辩护的效用可能要大打折扣。不过这一形式为以後类似事件的处理提供了范例,律师界的朋友们如何在该职业群体寻找志同道合的律师也似乎应该提上日程。就本案而言,如果外地律师朋友能克服各种障碍来杭参加辩护,当局就更加顾忌一场成功的法律战也许能打响,况且国外的律师後接团也有六位原系律
师的朋友在工作。

基於法律存在大量的空间可以运用(一个最独裁的政府也不得不在公开的法律文本上对某些自由和权利以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只要把握有度,合法运作的空间还是不小。中共制定《集会游行示威法》并不是想让人们去游行示威,但如果我们真有胆量不断地去申请,他们也无可奈何。而这种权利使用多了,会使更多的公民学会用这种法律许可的方式争取自己的权利,共产党的恐怖统治将大为削弱。

五、後期当我们有机会冷静下来思考,我们发现缺少民众的了解,理解?br>椭С帧?br>  我本人常有一种无力感,如何消除民运的神秘感,使大众愿意接近,争取民意支持,也许是更重要的工作。民主化运动是大众的运动,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共同的事业。一种良好的社会制度的建构需要我们对公共事情的不断参与,需要我们拆掉壁垒,更深地走向民众。我们浙江的朋友正在原来的基础上探寻更有效的方式,我们也希望得到各地朋友的指点和帮助。

自王有才等被抓以後,国内外的朋友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精神
支持,我们深表感谢。

                          王培剑

                       一九九八年八月十九日


         中国民主党浙江建党案聘请律师情况

         (浙江中国民主党筹备会提供的报告)

自今年七月十日王有才被刑事拘留,王东海、朱虞夫、祝正明、林辉被监视居住,国内同仁经紧急磋商,决定成立一个松散的法律后援团体,为长期受政府政治和法律双重迫害的谋求体制外改革的同仁提供法律上的帮助。由徐文立,林牧等负责全国协调,由王文江,张鉴康、许健、周国强等提供法律上的具体意见(如果政府当局对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提起诉讼,则由他们担当辩护律师,既作法律和事实辩,也作价值辩),由王培剑在杭州当地寻找能作法律和事实辩的律师(我们当时就对聘请律师的难度有一定的估计)。自七月十四日起,王培剑陪同王有才等人的家属寻找律师,困难程度已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我们最早找的律师是通过朋友介绍的,听说办刑事案件有相当的经验,并且敢于猛冲猛打。但见面稍介绍了一下情况后,该律师即以手头案件多,工作繁忙为由推辞。后来王培剑想到此案的敏感性(在中国,政治永远是一件敏感的事,如果你以与政府不同的方式关心政治,并且予以书面或行动表达,面临的可能就是一场噩运),既然连以猛冲猛打著称的律师都不敢接,只能缩小圈子,就找北京毕业在杭州律师界工作的校友。杭州汇丰律师所的一个校友接受了王有才妻子胡江霞的聘请,但同时表示只就法律和事实作辩护,而不可能指涉价值。胡江霞对此深表理解,如果作价值辩,意味你也有政治上的嫌疑,可能面临着以后从事律师工作步履维艰,甚至可能被吊销执照。汇丰所的律师是七月十七日签订聘请合同的。因为当时我们拟为每个人聘请两个律师,在七月十
七日,胡江霞与君安律师所的一个律师(毕业于北大)也签订了聘请合同,并交了律师费。该律师表示,七月二十日到省司法厅向有关领导汇报一下情况,如果到时杭州市公安局找麻烦,或可由省司法厅出面,借组织的力量办事可能顺利一些。

岂料七月二十日他到省司法厅去了以后,当即退还所交的律师费,除了说省司法厅已经知悉此事,并连声说抱歉以外,再无他语。我们知道当时他肯定是受了巨大的压力,否则怎会在已签订聘请合同并收取律师费后再解聘
呢?其实到省司法厅汇报情况已属不正常,律师法明文规定律师有独立执业的权利,这种权利不受任何机关,团体或个人的干涉。接一个案件竟要请求主管部门,可谓中国特色。我们在表示理解的同时,对聘请律师的情况不敢有太乐观的估计。原拟为每个涉案人员聘请两个律师的打算就此搁置。能找到一个已属不易。况乎随着我们找律师的事被杭州市公安局和司法部门知道后,各律师受干扰威胁的可能性就越大。七月二十日,王培剑陪同王东海妻子程云惠与志和律师所的一个律师签订了聘请合同。为减少律师的顾虑,王培剑反复强调,只要求律师作法律和事实辩,而不要求他们进行价值上的判断。而事实上,该律师已请示过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的人表示了两点:一是按程序办事,二是不能作无罪辩护,否则就等于认同王东海他们的观点。司法部门直接对案件的
辩护进行批示,而律师也不敢稍有异议表示。律师法关于律师独立执业权利的规定和被告人在法庭判决前应视为无罪的法律成了一纸空文!

七月二十二日,祝正明家属聘请了昆仑律师所的一位律师。该律师后来向祝正明家属表示,接受他的委托感到压力很大。

有一家杭州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国资所)在得悉我们要聘请律师之后,如临大敌,赶紧召开了一个律师会议,明令所里律师不许接此案件。也就是说,一个律师要接这一类敏感的案件,不仅要面临司法机关的干涉,所里如果作出决定,你也就不可能接。不考虑其他机关,团体或个人,仅律师的直接主管就可设置两道屏障。

七月二十五日,林辉父亲林祖棉千里迢迢赶到杭州,打算为林辉聘请一个律师。(在侦查阶段,除了律师有可能会见当事人以外,其他人根本就无此权利。而林辉自七月十五日被黄岩市公安局以监视居住名义关押在黄岩一家看守所,一直没有什么消息)。为此至少走访了五家律师所。但没找到一个律师。

有一家律师所的律师开始还以为是一般的普通刑事案件,在看了中国民主党成立公开宣言以后,双手发抖,并拿出病历卡给我们看,说有比较重的病,没法接案件。此情此景,不禁让人悲从中出。在一个极权体制下人们避政治事件如避洪水猛兽,生怕一沾染上从此不得安宁。这种人为的恐惧不知到何时才能从国人的心头消失!(记得国际人权公约有免于恐惧地从事政治活动,在中国,这是天外福音)。

七月二十六日,祝正明放回家监视居住,而唯有林辉一人在离杭州很远的黄岩看守所,音信杳无,各地朋友都非常着急。八月二日,林辉父亲林祖棉向辽宁的朋友发了一份聘请意向书,想聘请辽宁的一个律师为林辉提供法律帮助。而那时,辽宁的律师王文江因和其他律师发表中国律师浙江建党案五点声明,及另外一篇文章遇到了麻烦。先是辽宁鞍山市司法局数次找他谈话,要求他不要做这方面的工作。王文江据理力争,司法局看没有办法能阻止王文江前往杭州,遂批示王文江所在的律师所不要开据任何律师办刑事案件所需要的手续,包括律师所介绍函,律师委托函,会见要求书,聘请合同等。而对普通案件,律师通常都有空白委托书,介绍函以便律师随时可用。这样设置种种障碍,如果没有全国性的部署和批示,恐怕不会各地律师都受阻。同样,辽宁的林健
平律师准备接受林辉父亲林祖棉的聘请时,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的处长亲自找他谈话,不许他承接此案。当林健平问他能否找出法律依据一个律师不能承接这样的案件时,该处长表示:我是处长,我说不能接就不能接(大意如此)。政治案件,处处受阻,中国的律师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执业的。

本该是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律师自律组织中华律师协会和地方律师协会,从未就这样明显的官方侵犯律师执业权利的事表示过自己的想法。在聘请律师过程中,王培剑还曾听几位律师说过,即使是一般的刑事案件,受到公安机关干扰,刁难的也十分常见。中国律师出现经济官司抢着办,民事官司拖着办,刑事官司推着办的现象固然有经济收益方面的考虑,但与刑事案件干扰大,律师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也是密不可分的。而律师协会在收费的时候最积极,却极少考虑为律师创造比较好的执业环境,实为一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食利组织,并没怎么发挥它的服务和保障功能。

接此案件后,七月二十日王有才的律师依法律规定向杭州市公安局提交了所有文件,要求会见王有才。杭州市公安局一处处长得知王有才家属已聘请律师,迅即打电话给汇丰律师所主任,问他们是否知道该案的性质。当主任回答是刑事案件时,那处长说,这不是一般的刑事案件,而是政治性案件(其实是叫该所知难而退,收回聘请)。被汇丰所律师以在律师眼里,只有刑事案件,律师只对法律和事实说话挡了回去。王东海的律师得到的批示是按程序办事,不能作无罪辩护。除了递交律师的要求会见书外,就无所作为,到目前还没跟王东海会见。祝正明的律师也是如此,甚至在公安机关向祝正明无理索要了四百元的监视居住费之后,该律师既没有行使申诉,控告的权利,也没有跟祝正明解释公安机关四百元的收费是否违反法律,应该如何处理,一句话,在收了律师费以后,并没有提供法律帮助,接受委托跟没有接受委托一个样,这样公安机关当然不会找他麻烦。怪不得杭州市公安局经办人员说他很合适。

但愿通过律师界自身的努力和各方面的压力,改善律师的执业环境,
使律师制度能公平地流向每个公民。

1998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