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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庇护与中国海外民运

06/13/04    石磊    正义党    点击: 15
 
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组织成员争取权益和机会的政治意义

在中国民主正义党美东地区,我是主要出面帮助我们的党员取得政治庇护的人,这几年中,凡是我们的党员需要申请政治庇护,并且案子在法庭审理的,除非我很肯定申请人隐瞒事实、受人指使或本人存有故意破坏中国民主正义党的动机,否则我除了出具书面证明之外,还尽一切可能亲自到法庭替申请人作证。

2002年,我在纽约移民法庭作证,我被移民局律师问到我是否对正义党成员申请政治庇护者都会予以支持并且到庭作证,我的回答是:当然。中国民主正义党海外组织向远在中国到大陆的人们宣传说我们在为他们的权利和利益而奋斗,我们如果对自己身边的人、自己组织的成员的权利和利益表现得漠不关心,我们如何能够取信于人呢?我当然要尽力而为。这是那次听证的最后一段问答,接着移民法官就作出了批准的判决。

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要说明,我们这些在海外的民运组织的干部,要想让我们自己取信于人,要想让我们的组织建立信誉,我们必须从自己的身边开始做。

2003年,也是在纽约移民法庭作证,这一次是法官声明代表三十多个法官专门向我提问,申请人的律师事先告诉我说,法官已经表示倾向于不批准正义党的一个普通党员的政治庇护申请,而律师不清楚法官专门安排一次听证要我去作证究竟要问我什么。那天在法庭上,法官发问,我直接以英语回答,对话速度很快也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主要的问题集中在我为什么发展这位申请人加入民主正义党的,我是如何发展这位申请人加入了民主正义党的,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她加入正义党的目的是什么,她能够为正义党起什么作用,她能够对中国民主运动起什么作用,最后是正义党的状况、主要活动和主要主张,等等。我从证人席下来之后,听到法官这样说:听完了证人的证词,我认为中国民主正义党是从他们组织的角度考虑问题并且从事他们的运作,证人澄清了我原先不清楚的疑问,我现在对这个申请案改变了看法,我准备批准申请人的政治庇护申请。

当时我已经坐在观众席上不能说话了,但我心理很想告诉法官我曾经对一位美国朋友说过的话:中国民主正义党在美国运作,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利用美国这个国家所提供的许多有利条件来从事改变中国政治制度的工作,其中包括利用美国政府提供给那些回到中国会遭受政治迫害者特别保护的有利条件。如果美国政府不对那些回到中国会遭受政治迫害者给予保护,中国民主运动在海外就少了这样的有利条件,中国民主运动在海外的状况肯定要比现在弱得多。中国民主正义党不是美国移民局的守门员,守门员是美国移民局,只要在美国有利于我们中国民主正义党发展和从事活动的条件存在,我们理所当然地要加以利用,否则我们对不起我们的事业,我们也对不起国内那些被共产党专制政府压迫得不敢说话,说了话就坐牢,指望我们来替他们说的同胞。我们的存在可以说给了他们一点精神上的安慰,我们的发展可以给他们增添一点希望。

这一段话,今天我写下来在网上发表,希望用来说明我们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存在与发展,同西方民主自由国家根据联合国政治难民保护的有关公约制定自己的法律,提供给在海外从事反对自己国家的专制独裁政府的人士保护是分不开的。

在西方民主自由国家里,我们海外民运利用这些国家政府能够提供政治庇护这样的有利条件来从事有利于全人类自由、民主与和平的中国民主化事业,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理直气壮。

政治庇护的标准和海外民运领导人的责任

我们谁都应该尊重所在国的法律,关于政治庇护的法律和标准是这些西方民主自由国家所制定,不是我们中国民主运动人士来制定的。我们中国民主运动中有些人,或者说不少人,他们用自己想象中的政治庇护标准去看政治庇护申请者是否符合要求,没有达到他们想象中的政治庇护标准的申请者,在他们的眼里就是假政治庇护。我从感情上对这一类的民运人士非常反感--我反感的是这一类人总是不按照所在国既定的标准和法律规则去想问题并且遵这些标准和法律规则从事,他们总是以为他们想象出来的标准和规则就是对的,说道这些人,我总是会想到过去我们在中国能够见到的某些积极争取加入共产党的同学,或者是某些表现特别积极想往上爬党员教师,里弄干部,他们口中说出来的要求和发出来的号令要比共产党的政策要过分许多。比如1983年我参加上海交通大学组织的到江西庐山的夏令营活动,我们的连长,平时是我们班的政治指导员,当我们登上五老峰时他大声宣布:多拍集体照,少拍个人照!当时我就没有见到有人敢说一句抵抗的话,我忍不住背对着这个指导员也大声说:拍照,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请大家把照相机全部交出来给连张保管。我说完,等着连长来骂我,结果连长装着没听见。

我过去在写到政治庇护的问题时曾经强调过,西方民主自由国家里的政治庇护不是给予那些在自己国家里受到过政治迫害人的补偿,也不是给予那些曾经有过反抗自己国家的专制独裁政府行为的人士一种奖励,政治庇护就是一种保护,它保护的对象是那些如果回到自己国家去可能遭受政治迫害的人,如此而已,就这么简单,不要有什么复杂的理解。

这里所说的如果回到自己国家去有可能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他们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曾经在自己国家遭受过政治迫害的,一种是不曾在自己国家遭受过政治迫害的,就政治庇护的标准而言,这两种人士都是保护对象,就他们所需要得到的保护而言,他们之间没有程度区别。

可是,有些曾经在中国民主运动中有过功劳和苦劳的中国民主运动人士,他们总是把政治庇护看作是他们自己的特权,他们总是觉得不公平,哪里不公平呢?有这样一位民运人士的家属曾亲口告诉过我:我的先生搞民运坐了那么多年的牢,我们全家都遭受灾难,我们到美国之后,美国给了我们什么?不就是一个政治庇护吗?可是,看看那些人,在中国没听说过他们搞民运,在中国他们日子过得好好的,他们到美国搞民运了,叫他们来开会他们还说打工没有时间,他们也算参加了民运?他们获得政治庇护只要花上几千律师费,他们得到政治庇护,律师赚到钱,我们算什么?这不是白给这些人当台阶踩了吗?要我老公去法庭替他们作证,没门!......当然,后面还有些话,我就不写出来了。

显然,我们了解了西方民主自由国家提供政治庇护的标准之后,我们就会了解这种不公平的心态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作为海外民运组织的负责人,我们首先应该从道义出发,从政治庇护的标准和法律角度来看待政治庇护申请人,从民运组织的信义和组织发展的目的出发,我们不但应该看到申请人向西方民主自由国家政府申请政治庇护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专制独裁政府的一种背叛,我们更应该看到那些参加了民运组织,公开自己的身份在海外从事民主运动的工作和参与活动的人,他们过去在中国越是普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专制政府的压力也越大。

有这样一位正义党员在见到美国移民局政治庇护面谈官员的时候这样说道:我觉得,象我这样的人公开站出来反抗中国共产党要比魏京生的影响力还大。我当时是翻译,我听了这话觉得简直是太离谱了,但是我必须忠实地翻译这句话,意思一点也不能改变。移民官听了之后以为我翻译错了,重复了问题,我们的这位党员还是坚持这样回答,但作了补充,他补充说:中国共产党放魏京生出国,知道他会从事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但魏京生这样的人就一个,类似的顶多几个,魏京生到海外从事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对共产党来说是预料之中的,不存在压力。可是,象我这样的人,在海外,在中国,千千万万,我公开站出来,代表着千千万万我这种普通经历的人都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只是他们在中国受到压制,他们如果实际条件成熟,就会象我今天在美国这样,开始从事反抗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就会站出来,这给中国共产党造成的压力难道不超过魏京生吗?而且,在中国的普通人,如果了解了魏京生是谁,他们会觉得魏京生反对中国共产党是当然的,人家坐了那么多年的冤狱,他们不会把自己去和魏京生作比较。然而,了解了我是谁的人,他们会发现我和他们是一样的人,他们自然就会和我作比较,他们会觉得我这样的人已经反了,他们也应该准备反,甚至更应该反。这就是我能发挥的影响力,魏京生却不能的地方。记得王炳章后来对这段话给过非常高的评价。

我把这段话写下来公开在网上,希望大家理解,特别是那些海外的知名民运人士理解,那些过去在中国越是普通的人,他们在海外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他们对海外和国内的其他的普通人的影响力,以及他们给中国共产党造成的压力,都是很不普通的,看不到这一点,实在也是不公平的。

海外民运组织的领导人,特别是那些知名人士,曾经在中国大陆遭受过政治迫害的人士,如果能够真正公平地看待那些在中国从来没有受到过政治迫害,甚至从来没有参与过什么民运活动的,在海外之后公开站出来反抗中国共产党专制政府的话,看到他们申请政治庇护是他们确实需要得到保护,看到他们公开站出来反对中国共产党专制争取并且从事民运工作和参与活动的特殊影响力和作用,就应该觉得有责任帮助他们获得政治庇护了。最起码,作为一个有道义和有人性的人来说,别人得到的并不是自己所失去的,而且还对自己所从事的高尚的民主事业有帮助的话,有什么理由不去提供一点力所能及的帮助呢?

(chinesenews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