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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坎坷人生

作者:查建英(Jianying Zha) 译者: 左眼血红

原载:《纽约客》“北京来信” 2007423

   北京市第二监狱位于北京市近郊的朝阳北路上,一路上看不到任何关于它的标识。监狱离高速公路0.1英里远,途中我得不断提醒司机留意靠左边的路口——它很容易被忽略。车拐过岔道,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扇镶白色弓形边框的深褐色大铁门,然后就看见手握长枪的站岗警卫。为确保最大程度的安全,监狱高高的围墙上被盘上了铁丝电网。在大门隔壁的等候室里,我把自己的钱包和手机放进一个带锁的储物箱,然后出示文件,等待传唤。警卫确认了我的身份,但仍然与我保持一定距离。我将要探视的,是我的哥哥查建国。当年,他作为民主运动激进分子以“分裂国家罪”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

   建国是在1999年的夏天捕入狱的,我清楚地记得当我得知这一消息时的情形:当时我正在位于蒙特利尔郊区一个朋友家中坐客,在他们家的厨房里,我一边喝着现磨的咖啡,一边浏览当地报纸上的一个头条:据称中国刚刚发射的测试导弹射程可达到阿拉斯加。在报纸的最后一个版面里,我看见了关于建国的审理报道。我感到一阵突如奇来的惊讶和愤怒,但作为妹妹,我深为建国的行为而骄傲:建国和与他一样胸怀自由和平的同志们颠覆性地组建了一个反对党派——中国民主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敢冒大不韪,公开登记成立独立自主的政党。现在,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入狱的代价。

    七年前,建国刚刚入狱时探视相当困难,每次我都必须申请一个特别许可。而且在整个探视过程中,我们一直被两三个警卫看守,其中还包括一位专门负责监管“特别”囚犯的政府官员。在最初的两年里,发生在建国身上的变化令我震惊。这些震惊不只来源于他的难看的“犯人头”和布料粗糙的灰底白色条纹棉线囚衣。他眼睛发炎化脓,手脸浮仲,指甲呈紫色,严重循环系统紊乱,营养不良。我们面对面坐在厚厚的树脂玻璃板两边通过电话听筒交谈,那东西呈屎黄色,看上去像给小孩玩的玩具电话。在那段狗日的日子里,我们的交流充满了紧迫的压力和危机感。几次探视后,我见到了监狱长,他是个热心的年青人。(“你不会是想见到个一脸菜色、长着獠牙的怪物吧?”他笑着对我说。)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建国的健康问题。几星期里,他答应了我两个重要请求。建国在重兵押送下离开监狱到一所条件不错的市立医院就医,并在那儿接受了全面的身体检查。虽后,他被转出原来那个关着11个杀人犯的嘈杂牢房,关进一个不那么拥挤,环境稍好一点的囚室。

    四年前我回到北京,为中文杂志撰稿,并在一所学术机构从事研究工作。去北京第二监狱探望建国成了我每个月的日常事务。我会尝试着与政府官员进行“书桌对话”,以便可以把一些阅读资料交给我要探视的人。但是他们以“不适宜”为由拒绝了我的请求。任何与政治有关的物品都被拒绝,即使只是一本瓦茨拉夫·哈维尔(作家、剧作家、后极权政治的反对派,捷克共和国前总统。)的散文集,事实上他们对哈维尔的认识仅仅局限于一个政见危险的异国首脑。

    接待室实际上是一个空旷整洁的大房子,视界开阔,房子里沿着玻璃隔离板安放着几排天蓝色的塑料椅子。往窗外看去,被修葺良好的花园里两个心形花簇格外刺眼;再往远,是一排灰白的混凝土建筑,那里是囚徒们每天生活工作的地方——牢房。(他们被允许每个星期放两次风,可以做两个小时的户外活动。)你甚至可以看见看守头儿押着犯人一字排开,从牢房中走进接待室。

    这些天,他们对我像换了一个人,尽管我和建国的对话仍然被监听,但负责看守的警卫似乎早已对我们失去了兴趣,一副爱理不理。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兄妹俩常常会像很久不见的老友一样聊到忘我。我们从建国的身体健康、生活环境谈起,聊到家人朋友的近况,聊到他最近读到的书或者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比如伊拉克战争、2008北京奥运会的筹备。有时我们甚至会小心谨慎地交流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看法。最后,我会为他列出一个购物单。监狱允许犯人每月拥有80块钱(大约10美元)的零用钱以及由家属从监狱商店买来的150块钱的额外食品。据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但事实上这一制度为监狱的收入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来源。建国常会要我替他买一盒饼干。同室的狱友是一个“台湾间谍”,判了十年,建国跟他学会了英文。那人入狱后,妻子就离开了他,也从没有人来探视他。我知道,一定是他喜欢饼干。  

    在建国入狱的前几年里,我总是会问他是否被殴打过,有没有受到任何形式的伤害。“我和所有看守关系都处得很好,”他会这样对我说。“他们只是服从命令,但他们都知道我为什么被抓进来的,从没有人碰过我。狱友们倒是经常打架,但他们都不跟我起冲突。他们都很尊重我。”建国说如果在审讯中狱卒把他定位成一个“犯人”,他会立刻拒绝回答问题,这时,狱卒也会纠正自己的措词。建国对这个称谓的反对十分坚决,他认为自己没有犯罪。另外,建国还拒绝参加他所在小队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的体力劳动,他不愿意干那些诸如包装一次性筷子之类的无聊工作。

    一个好朋友告诉我,建国可以通过医疗假释的方式到国外去。我问了建国好多次,他总是拒绝。他坚持,“除非我的自由权利得到证实,否则我不会离开中国。”我没有再问建国曾多次提及的“天安门事件”后流亡海外的不同政见者在海外的艰难处境,他们早已丢失了自己的政治效力。建国说,“一旦他们离开了中国的土地,他们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将被减弱,他们的发言也不再将被重视。”他的坚持已经近乎偏执,难道困身于斗室,九年不见天日,亲戚朋友甚至都不知道你尚在人间,这样的事实就能行使你的政治效能吗?

    这些话,我终于没忍心说出口。中国大陆的媒体没有关于1999C.D.P事件的报道,所以在中国很少有人知道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只是在国外有一些相关报道和一些来自民权组织抗议的声音。但是这次事件很快被随后而来的法轮功事件掩盖,而作为事件的主角之一,建国在经历了长达八年的牢狱之苦后已然被历史忘记了,尽管他还是一如既往的无悔与决然。

    建国是我父亲跟他前妻的大儿子,他七岁时父亲与他母亲离婚并我妈妈结合。虽然离婚后建国就跟着父亲和我们生活在了一起,但将近八年童年记忆的空缺使得我对小时候的他并没有多少映象。那时,他读寄宿学校,只在礼拜天回家。他身材颀长瘦削,沉默寡言,像个外人一样游走在我们生活的边缘。

    在那个年代的中国,离婚并不多见,毫无疑问,这样的经历为建国的少年时代平添了一丝阴影。我妈妈回忆说,每个建国回家住的晚上,她都能听见他被子里隐隐的抽噎声。后来在建国从监狱写来的信中,他说,那时每个周末就如同去拜访一个陌生人的家。他觉得自己就像《红楼梦》里那个父母双亡,寄人篱下的小姑娘黛玉,和表兄表妹们争夺着大人的爱和关心。但是,建国的生母钟阿姨却告诉我,建国很小就有不凡的抱负。那时她讲宋代名将岳飞被主张卖国的皇帝和佞臣秦桧出卖害死的故事,小建国听完静静地看着她,眼睛里全是泪水,他说,“等我长大了一定做岳飞那样的人!”钟阿姨感到很震惊,她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能说出那样的话,她告诉我,“我并不想让他成为岳飞!”

    
或许她希望建国成为一个学者。毕竟,这个孩子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军人之家,他身边所环绕的是强烈的学术氛围和艺术气息。我父亲是位哲学家,而钟阿姨则出身于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她本人对歌剧很有研究,是个剧作家;她的父亲一所大学的副校长,母亲是一位画家,曾和著名艺术大师齐白石一起工作。在另一封来自监狱的信中,建国描述了他平淡无奇的小学时代。回想那些岁月,唯一在他记忆里留下深刻烙印的不过是夏日里一场没有预兆的暴风雨。它在周末建国返校的路上袭击了这个心情阴郁的孩子,建国清晰地记得当时他如何用尽方法跟风雨对抗,如何被淋得浑身湿透。在荒芜杂乱的街道上,他孤身一人。迅雷与闪电是一种独特的景致,它有种强大的魔力让他觉得自己是在战斗,他为之着迷。当他最后走进校门时,他感觉自己征服了全世界。

    建国热衷阅读,同时他也是极具运动天赋。14岁那年,他考入北京的一所寄宿中学,入学时他的成绩全班第一。然而学校的种种限制使他感到烦躁不安,他讨厌那些他不得不遵守的条条框框。那个时候,他开始崇拜毛泽东。他阅读毛的传记,试着模仿毛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他像毛一样在大冬天冲冷水澡,像毛一样研习哲学,像毛一样思考政治与社会的大问题,甚至会跟一群朋友为之辩论。建国的第一个政治行为是写信给学校的行政管理部门抨击学校僵化死板的课程安排,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情调”的体现。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前,建国一直以此事为傲,因为他孤身挑战了这个体制。

    文化大革命终结了我无忧的童年。我的父母被作为“坏分子”“反革命分子”而批判,我们的家也被抄了,按照新的政策,我得到附近的工人子弟学校上学,那里的孩子们经常朝我扔石头,有时甚至把大便弄到我的桌子上。但是建国却在这种社会动荡中如鱼得水,他当上了他们学校红卫兵的头,几乎不怎么回家。他一身流行的红卫兵打扮,穿褪了色的黄军装,戴军帽,衬衣口袋上印着毛主席的头像,左胳膊上套着—揸宽的红袖标。那时,他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眉眼间英气十足。对我而言,那时的他大过一切,只要有他在场,我便手足无措,害起羞来。

    两年后,1968年,建国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随另外一些红卫兵小将去内蒙古“上山下乡”。临行,我的父母为他举行了一个欢送会。我记得当时一屋子红卫兵又说又笑,又唱又闹,他们吃着我母亲煮的面条,吃了一锅又一锅;我父亲静静地坐在书房里看着这群疯癫年轻人,他如此沉默仿佛这里并不是他的家;十七岁的建国高坐在人群中,像大战前夕的司令官一样发号施令。他邀请自己的朋友们从我父亲的书房里拿走任何他们喜欢的书,与其说是“”,不如说抢,连我母亲最喜欢的小说《包法利夫人》也被他们拿走了。

    建国的母亲钟阿姨到火车站去送他。火车开动时,建国看都没看车窗外向他挥手作别的母亲,“他根本没当我就在他面前,”钟阿姨对我说。“他很大声地喊‘再见了,毛主席!’文革的毒他中得太深了。”

    
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来到农村,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是真正的信徒。他们中,有人是为了逃避大规模的“革命狂热”所带来的恐慌;有人则因为待在城里面实在无事可做。在广大的农村,他们中的许多人被这里的贫穷落后惊呆了,有些人开始觉醒。随着文化大革命高潮的逐渐退却,七十年代中期,许多青年返回家中。他们有的被分配到工厂,有的上了大学,在那个时期上大学并不通过考试,而要靠你的亲戚关系和政治履历。

    然而建国却没有回来,他在内蒙的一个农场一待就是七年,在那里他当了村长,很受当地群众欢迎。干起农活来,他真的是把好手。他酒量也好,能喝好多当地的白酒。在那儿,他和一个北京一起过来的同学结了婚,那姑娘也是红卫兵,她是为了建国才留下来的。那段乡村生活单纯而美好,他们只为自己而生活。村民们才不听建国扯的什么“革命热情”,他们只知道,这个小伙不错,诚实、热情、大方,他们喜欢这个年轻人。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建国的女儿出生了,建国给她起命叫“继红”(取“继承红色”之意)。接下来的几年中国被这样评论:邓小平引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停止了十多年的高考被恢复,我自己也参加了那年的高考,进入了大学。但建国却仿佛被粘在了那段已经过去的年代。他给一面巨大的毛主席像蒙上黑纱,它把挂在家里的墙上,每天一连几小时面对它,陷入沉思。建国的妻子告诉我,建国整整哀悼了毛主席两年。

    建国最终被分配到他插队的地区县委,在县委书记手下工作,书记是一个蒙古人,名叫巴图,他很喜欢这个北京小伙子。然而建国对巴图的一项政策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项政策会对农民带来灾难,甚至还把对巴图意见提到了干部会上去。为此建国丢掉了他的工作,被停职调查。随后他被以“四人帮的走狗”的罪名囚禁,只允许他读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书。两年后巴图升职,离开了那个县。这时建国才被释放出来,他被分配到各种各样的基层岗位上工作,从未升过职。

     1985年,我大学毕业即将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临行前我去看了建国。火车从北京出发驶了近十八个小时,最后到达那个县的小车站。来接我的那个男人看上去和当地的农民没有任何区别,像从牛车上的土豆堆里刚爬出来。他一身乡下人打扮,操一口浓重的当地口音,没事儿就喜欢蹲着。他行动迟缓,生活如一潭死水,毫无生气。

     1989年初,建国的妻子终于说服建国搬回北京。她是个很实际的女人,不甘心一辈子过又穷又苦的生活。那个时候,她甚至把一面标志着红卫兵的红旗缝成了被面,而那面旗是建国关于那个红色时代的最后记忆。贫穷已经把她逼入了绝境,现在她唯一的愿望是不要让她们的女儿再吃她们吃过的苦。然而对于建国而言,这次回来是有屈辱性的,那意味着他苦苦坚守了二十年的使命结束了。那个改造广大农村、让革命的火焰烧到祖国每一寸土地的理想最终化为泡影。他什么都没有改变,而发生过的一切却彻彻底底地改变了他。

    建国回到北京四个月后,学生们开始涌入天安门广场。每天学生们一拨一拨地到来,他们发表演说、高唱革命歌曲。对于建国而言,这是一场新时代造反派的运动,它呼唤着建国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二十年前,毛泽东是红卫兵们的神。而今天,这群穿着牛仔裤和T恤的理想主义青年所信仰的是另一座新的偶像:自由女神。

    那时我还在北京生活,每天都去天安门广场。有时会碰到建国,他很少跟我说话,尽管我能看见他就在人群中。一天下午,我邀建国同我一起去拜访一个朋友,他是当时抗议活动的活跃分子。在天安门广场外,那位朋友热情地邀我到他们几个运动的领导者正在开会的帐蓬里。但是当建国走进去时他们却皱起了眉头,他们拦住他说:“你不能进来!”我忙解释说他是我哥哥,但那些朋友仍然面带怀疑。在他们眼中,建国无疑只是一个没有政治主见的乡巴佬,而在1989年活跃的民运人士则大都来自城市。从我朋友的略显势利的言语中,建国获得了这样的信息:靠边站,乡下人!这不是你的革命。

    事实上,这场革命不属于任何人,甚至它就不是一场革命。64号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前的一切告诉这群公开挑战体制的示威者,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大清洗之后,所有政府部长被要求慰问为数不多的几个受伤士兵,以表明他们对党的忠诚,而这几个战士被称为“镇压反革命暴动的英雄”。作家王蒙是当时的文化部长,他没有参加慰问,称病住进了医院。事后他被开除出政府部门。

    在春天的革命宣传中,《人民日报》的记者在街上打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标语:“我们不愿再说谎!”然而它的号召力是如此地短暂,仅仅两个月后,他们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再次开始说谎。这家报纸的一个记者告诉我当时政府如何下大力度清除不同意见:“会议在每一个部门举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缺席。每个人必须列出自己在“天安门事件”期间,每天的具体活动,然后还要表明自己对政府最后处理方式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得做这些事情,没有人敢说不,”十七年后他回忆着当年的情形对我说。“你能想象那是怎样的屈辱吗?倾刻间我们被完全驯服(原文中的词是crush。译者注)了。”

    
许多记者和知识分子经历了这次恐慌,感到意志消沉。他们中的一些人从此退出了公众生活,转而追求个人事业。(另外一些人则移居海外,去了美国或者欧洲,我自己就在其中。)学者们都着手从事深奥的理论研究——“国学热”也因此兴起,九十年代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学习如火如荼。我的一位编辑朋友,原来给一家杂志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专栏写社论,后来他的兴趣转向了烹调和古典音乐。与此同时,随着对共产党和毛泽东尚且残存的信心在64号的彻底毁灭,建国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开始随波逐流。

    送我来监狱的出租车司机是个健壮结实的汉子,穿一身不太值钱的皮夹克,上面还泛着油光,他脸上有些皱纹,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我从监狱的快餐店出来时,他正抽着烟,悠闲地靠着自己的捷达车。看见我出来,他把烟头摁灭,随手弹了出去。这是三年前一个特别的下午,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监狱的探访者。
“真高兴你还在这儿,”我一边说话一边坐进车里,“要不然我就得自己走路去公交站等车了。”

    “
我就是在等你,”他简单地应了声,开始发动车子。我告诉他我要去的地址。“三十块,”他说。我递给他钱,我们就上路了。车子在一段狭长的沥青路尽头向右拐,经过一溜成堆的建筑材料,驶上一条较宽的高速公路。远处,一排水塔的轮廓渐渐消失在视野里。尽管离市区只有40分种车程的距离,但这一路上你能看见许多陈旧的工厂,能看见路边斑斑驳驳的碎石,废弃的工业垃圾以及正遭受着来自各方面压力威胁,濒于荒废的农场。在几英里之外,我少年时曾劳动过的农场也突兀地竖立在它们之中。

     和往常的探视经历一样,此刻我的全部情绪都被疲劳占据,不想跟任何人说话。我闭上眼睛陷入了昏睡。一阵喇叭声吵醒了我,我睁开眼,看见到处都是车,我们已经离开了高速路,进入市区拥挤的交通中。我们的车子几乎不能动,时间似乎是四点左右,正好是交通高峰期。

     “你是去探视你哥的吧?”司机问我。
     我把视线挪到司机的反光镜上问。“你怎么知道的?”
     “
喔,我们认识几乎所有第二监狱的家属。我父亲以前就在那儿工作。你哥是民主党的成员,对吧?”
     “
你了解他们?”
     “
喔,算是吧,他们想实行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他判了多少年?”
     “
九年,才过了一半。”
     “
他没有减刑吗?”
     “
没有,他不承认自己有罪。”
     
司机一巴掌拍到车窗上。“他们确实没有罪!但蹲在监狱里能有什么价值呢。他见过吾尔开希吗?”
     
我吃了一惊。吾尔开希是“天安门事件”中一位有超凡魅力的学生领袖,在美国流亡多年,现在定居台湾。“没见过。他有什么关系吗?”
    “
你一定认识一些外国人吧?你应该说服你哥出去,和那些在美国和台湾的民运人士并肩作战。最关键的事情是:获得武器!你们如何跟共产党对抗?只有通过武装斗争!”
     “
这主意挺有意思,”我竭力掩藏着自己的震惊。“但那会使中国陷入战争,会导致流血,导致混乱呀。”
     “
那才壮烈呀!”司机说。
    我感到从头到脚的寒冷和惊鄂。“如果这一切发生,你不担心你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成为最大的牺牲品吗?”
    “
普通老百姓已经是最大的牺牲品了!”司机冷冷地回答着,他脸上全是愤怒的颜色。“你看看这城市里,当官的、有钱的过得是什么样的生活,我们这些人又过的是日子?!”

     
接下来的十几分钟,我们的车子仍在长安街上向前挪着,司机告诉我他的生活。他在同一家国营工厂干了二十年,起初是一名技工,后来又当卡车司机。后来,就在几年前,工厂破产倒闭。所有工人都下岗了,单位只给了很少的一点下岗补贴。

    “但他们一定给你们部分的医疗保险了呀,”我说。我想起三个高中时期的朋友,我们曾经一块玩了很多年,这三个女的都是四十岁,都是国营工厂的工人,也都下岗了,但是不久她们就都找到了工作,并且收入比以前还高。她们中的两个甚至有了自己的房子。

    “那个保险简直就是狗屎!”司机骂道。“它根本没有内容。我就怕生病,一生病,就不中用了。我们为他们干了二十年,他们就这样打发我们的!”他又拍了一下窗户。“你看看这城市,看看这些漂亮的建筑和饭店。这一切都是有钱人!像我们一样的人,谁能销费得起!”

    
长安街两旁,新建的摩天大楼和巨大的广告牌矗立在黑黢黢的天空下。说到建筑艺术和设计,在其它省市的官员眼中,这个新北京的大多数建筑与他们梦境中的那个现代化似乎别无两样。显然,整个北京比过去更加富有,许多人的生活条件比过去更加优越。但是贫富差距却越来越大。我不知道建国或者像他那样的人,能否成为这位权益不能受到保护的出租司机所期待的那个领导者。或许,他们只能以社会公正的名义,向中国的新秩序发出一些愤怒的声音。

    无论天安门大清洗唤醒了他怎样的情感,对于当年的建国,最重要的事是谋生。从法律上讲,建国和他的妻子是“”人:他们没有户口,没有住所,也没有工作。更糟糕的是,他们根本没有谋生能力。所以此后一段时间里,建国和亲戚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在建国弟弟建义办的成人教育学校找了份工作,建国看大门,他妻子做图书馆的管理员。这所学校很成功,主要是因为它为作为一门外国语言的英语考试提供了准备课程。伴随着天安门事件的还未散去的寒意,学习英语变得越来越热,而托福考试对申请进入外国学校至关重要。建义很快变得很富有,于是,角色出现一种不可理解的互换。这俩兄弟性格十分不同:与严肃认真、勤快努力而又雄心勃勃的哥哥相比,弟弟建义看上去更像个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小痞子,他在学校的时候就游手好闲,整天忙于泡妞、花钱下馆子还有玩儿。但在新时期的中国,这样的孩子却自有他茁壮成长的空间。起先,他想要建国帮他管理生意,但被建国拒绝了,他更喜欢读书和思考,然后就做好他看门人的本职工作了。“他老想着挽救中国,可他连自己都救不了!”建义跟我谈起建国时,曾经这样说他。我不知道对于给自己弟弟打工这件事,建国内心的真实感受是什么。

    建国看大门的工作并没有干太久。随后的十年里,他频繁更换岗位,从一部门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职位到另一个职外,但主要都是些基层的文职工作。唯一确定的是,这些工作要能保证他有足够的时间来阅读和思考,建国迫切地试图作一些事情决心更加大了。1992年后,社会上掀起一场经商热,建国试着开始进行大笔的投资。他精心策划在北方买进煤,然后转手买到南方去。他开办了一家工厂,生产一种新的甘草苏打水。(那东西尝起来就像咳嗽糖浆。)总是看见他为了生意四处奔忙。然而每次他的生意都以失败而告终。他被逮捕前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1997年的夏天,当时他已申请过无数次破产。他的个人生活也一度陷入混乱。他与一起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妻子离了婚,娶了一个在他的饮料厂工作的年轻姑娘,那女孩也来自内蒙。第二次婚姻维持了不到一年,建国的生意一破产他们婚姻也到了头。最后建国搬去和女儿一起生活。

    那个时候,继红已经改名叫“慧怡”(取意“聪慧美好”)。这个女孩那时上一个社区学院,每天都把大量时间花在看言情小说和与同伴们聊天扯淡上。但她很在乎这个爸爸。1998年,她从学校毕业,到星级酒店北京京伦饭店作前台招待。每个月,她都把自己收入的一半交给爸爸。到令天,他们俩都清楚,建国并没有停止做生意。1998年,建义因脑瘤去世,建国继承并接管了他在北京的生意。这时建国终于有了名义上属于他自己的房产。在家人和女儿的帮衬下,他免费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八月份,我收到一封来自建国的长信,言辞中充满想望与怀念。44岁的建义走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动。“他走了,我更加感受到人生苦短的涵意,”建国在信中写道。“昨天是我47岁的生日。我这辈子剩余的岁月是否会像过眼云烟,一晃而过呢?”然后他开始回首往事:

         这辈子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可我的命运却很烂。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一直在和自己的命运抗争,它紧紧地封住我的嘴,使我不能叫喊。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为了民主理想,我放弃了共产党;为了自由理想,我一再地放弃了我的工作;为了爱情理想,我一再放弃婚姻。今天的我,无论在知识水平、专业态度还是经济能力和感情因素上,都是一个“流浪者”……中国的市场正在衰退,大多数行业都不景气。中国的政治也仍在风雨中艰难前行,不知道它将走向何方。对于像我这样仍然心存理想的人何时才有机会举起反抗的旗杆?

    建国依然没有变,隐隐中我有这样的预感。这个无能的生意人正在等待一个新的时机,为一次离经叛道而奋斗。

     我所不知道的是建国已经找到了这样的时机。几年前他认识一个叫徐文立的人,他是原铁路部门的一名电工,是一位在民主墙运动时期有相当经验的民运人士。在70年代后期一个短暂的政治解冻期,北京的心脏地带各个繁忙的十字路口,人们到处张贴海报,评论,诗歌和各种油印文章。这些海报吸引了大量群众的阅读和讨论。(1979年后期,政府一声令下,把这些张贴物一扫而光。)当朋友把建国介绍给徐文立认识时,他服完十二年的刑刚刚出狱。他们热烈地讨论关于中国的政治现状,但是起初他们的计划是合伙从事商业活动。他们的一个想法是开办一家出租车公司。他们做了一些市场调查,确定他们的项目名称,徐任公司董事长,建国任副董事长。然而最终这一投资计划并未实现,徐所指望的贷款没能到帐。

     1998年初,中国的社会政治空气空前缓和——政府正在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行谈判;克林顿总统访华——一些不同城市的一小批持不同政见者决定,借助这一新形式下的有利条件,成立反对党。他们把这个政党定名为中国民主党。由徐文立出任中国民主党北京支部主席,建国任副主席,他们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放弃了各自的生意。不知是因为真的英勇无畏,还是实在天真得不行,中国民主党的领导人们决定公开他们的一切活动:他们竟然试图在政府的民政部门注册登记,并且在网上公开声明,列出各项条款,然后他们又向外国记者通告这一消息。起初的几个月,政府似乎默许这些活动,但是随后,就在克林顿来访后不久,镇压开始了。六月,一批民运人士被逮捕审讯。徐文立就在这批人中,这次,他被判了13年。建国这时还没有被捕,但是每天他都会被几个便衣跟踪。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仍然以代理主席的名义进行活动,组织集会,团结为数不多的几个民主党成员。他在网上发表新的声明,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要求释放徐文立和其它入狱的同志。1999年六月,建国终于被捕了,当然,他早就料到了这一天。临行前,他显得特别从容,甚至连牙具都没忘带。

    “英雄行为并不合乎日常生活,” Ludvνk Vaculνk(捷克作家,记者,他在19686月发表的《两千字宣言》被认为是“布拉格之春”时期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同意志的象征。译者注)在文中这样写道。“英雄主义只有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才能被接受,而这种环境必然不会长期维持。”这些话语是对后天安门时代的精辟描述。时光流逝,一切似乎恢复了常状,又回到那个和谐繁荣的社会主义时代。在整个九十年代,新的市场改革被大力推进,人们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对财富的追求中,中共对人们的言论自由实施最大程度的限制,公众可以谈论什么,不可谈论什么都被做了时确规定。天安门事件、台湾问题、西藏问题都成了被忌讳的话题。随着经济的兴兴向荣,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逐渐被分裂和边缘化:他们有的开始下海经商,有的,特别是经济学家和一些务实的科学家纷纷把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科研成果出售给政府或者企业,以谋求经济利益。学者和艺术家家们则在这种市场经济的罅隙里艰难前行。

     一种公共的默许逐渐形成,这一现象在九十年代出版的一本叫做《再见革命》的书中被准确地捕捉到了。书的作者是当时的两位精英知识分子,哲学家、史学家李泽厚和文学评论家刘再复。他们二人在“天安门事件”中都有相当影响力的人物。因为这个原因,在九十年代他们不得不定居美国。但他们的书却对盲目的激进和革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回顾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李和刘指出盲目激进的改革是灾难和暴政的根源。中国面积广阔,人口众多,由于这一现状的存在,对于一切尖锐敏感的矛盾冲突,其本身都会被扩大化和复杂化。所以正确的途径应该是渐进改革,而不是革命造反。再一篇独立的文章中,李泽厚立足于中国现状和全面现代化的实现,提出四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经济进步,个性解放,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换句话说,达到真正的民主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这是两个真正理解自由民主内涵的中国人的观点,充满了智慧和理性思考。他们的主张强烈地冲击着那些同样心怀民主理想,但却整天想着根本变革的激进派们的情绪。尽管这本书在香港出版,但是却给九十年代大陆的精英们带来一场微妙的思想变革。

    一种奇特而复杂的趋势促成了新的公众舆论。在国外,派系斗争一直困扰着流亡的民运人士,这使得他们的活动不能正常开展。国内,人们普遍接受了邓小平鼓吹的“不争论”原则——即忽略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性思考,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客们操纵着中央政治局,大力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理论家掌握着宣传部门,竭力压制批评的声音。同时,经济持续飞速发展。随着中国全面进入国际市场,四亿中国人摆脱了贫穷。一个新的富裕的社会阶层在城市和沿海地区形成了,在这些地区的青年一代成长于消费经济的流行文化中,他们已不再思考政治。作为繁荣社会的受益者,他们认定了“中国先进性”,民族主义情结逐渐滋生。然而“民主先进性”呢?没人清楚这群年轻人是否真正思考过这些。

    1998年,建国和他的同志们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成立了中国民主党,他们不但没有认识到中国政府所能容忍的上限,更重要的是,他们错误地理解了民众的情绪。在极大程度上,他们缺少根深蒂固的群众基础,而且没能很好地教育和团结国内的进步分子,与其它自由主义人士和改革派也缺少联系。一些像徐文立这样的民运人士,由于他们先前的入狱记录和坚持不妥协的态度,已经被社会边缘化了。他们除了坚定的信念,一无所有。像建国这样“建设性地”组织商业动乱根本没有意义。事实上,在新的时代,他们已经迷路了。

    一开始去监狱探视建国时,不管他是否承认,我都会告诉他一些外界社会对他所作所为的态度。我总会尽量地找一些好消息告诉他。每次他听到这些时,眼睛里都闪动着光芒,一脸庄严神圣的表情。然而随着这些消息从新闻中渐渐退去,我的这项工作变得越来越难。2002年,徐文立,这位政治斗争名星被假释,并于圣诞节前夕飞往美国。随后,被关押的民主党成员封杀被解除了。

    我曾和一位同样在等待探视的女士有过一次认真的对话。她要探视的是她的弟弟,这个年轻人在一次斗殴中杀死了对方,被判了20年。“他是做饭馆生意的,那家伙欠他一些钱,”她说道。“他还年轻呀,太轻率了。”她问我关于我哥哥的事。当我告诉她时,她显得特别吃惊。“成立党派?”她眼里闪过一些不相信的神情,好像我是在信口雌黄。“我已为我们国家已经没有政治犯了。我还以为关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是为钱才闯了祸。”

    
我最后一次在主流媒体上看到关于民主党的报道,是在20023月纽约的《时代周刊》上,文章的主题是我的朋友康原(John Kamm),他原来是美国商人,后来成为全职的人权运动人士,专门为中国的政治犯争取权益。这篇文章十分轻视民主党,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思想幼稚的团体,社员们只会写写随笔、杂文,以为谈资。”这行字让我畏缩了。民主党党员们把自己当作极权主义国家的“颠覆者”,并引以为傲。他们可以原谅他们的同胞不和他们一起来推翻政府,因为大多数人不像他们一般英勇无畏。但是他们如何能面对这句来自《时代周刊》,充满戏谑的调侃?一直以来,这本杂志都被他们视为自己所为之牺牲的自由民主的象征。“写随笔的幼稚男人们”——多么无情的措辞。然而,这却是实话。他们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就连他们强大的对手也放弃了他们;他们如此幼稚,以至于只能写写随感杂谈私下交流,因为在中国,他们的言论被禁止。我真想大哭一场。但却不知道为何而哭,是为建国感到难过还是为他的迂腐而愤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当他还坐在他那暗无天日的狭小囚室中时,这个世界早已覆雨翻云。

   “不能说世界已经忘记了他,”在我们不久前的一次谈话中,康原强调。“我就没有忘记!我关心你哥哥身上发生的一切!”当时康原正在北京旅行,我们在一家饭店的酒吧里喝咖啡。

    据康原自己说,他是“一名人权推销员。”这位“推销员”曾是一家美国企业驻香港机构的执行官,事业有成,拥有一辆配有司机的梅赛德斯,家中有女佣,并且有一套地处黄金地段的公寓。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他倾其所有成为一名为中国政治犯争取权益的积极倡导者。现在,他频繁往返于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忙与会见两边的高层官员,竭尽所能为还没有被释放的中国政治犯争取自由。

    康原是一个有着响亮声音,通俗的幽默感和社交魅力的大人物。同时他也一个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有着极大的传教热情,他的话语充满圣经般美妙的韵律。(“Justice will flow down like a river and righteousness a mighty stream.”)(恕译者才疏,此句翻了半天也凑不出一个with Biblical cadences佳句。译者注。) 他一度是我关于监狱探视和建国问题的主要顾问,建国在狱中的处境比其它政治犯略好,很大程度上都是他的功劳。但是他也承认建国的名字并不为西方世界所熟知。我曾问他如果他是建国,待在暗无天日的囚笼里会做些什么。他想了一会儿告诉我一个上世纪40年代后期,发生在美国的一个故事。当时,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突然传唤正生活在美国的贝尔托·布莱希特(德国表现主义戏剧大师)。随后他同意作证,向委员会证明自己对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好感。他的合作态度受到了美国政府的赞誉。不久布莱希特飞往欧洲,最后抵达民主德国。事实上,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自己本应该坚持的立场。“如果我被逮捕,肯定会像布莱希特那样做,”康原对我说。“为了不挨板子我会撒谎的。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来!”

    
我叹了口气。在我心目中,康原甘愿放弃自己的事业,为另一个国家身处困境的陌生人谋利,他是美国人的英雄。然而像他这样的人都把自由视为第一,为什么我的哥哥却如此顽固呢?难道身处囚笼终日面壁,竟比置身事外的理性审视更有意义?

    然而我所听到关于建国的最刻薄的评论竟来自于他的亲生母亲。“那不是勇敢,”她对我说。“是妄自尊大,是愚蠢。他从小就有一种英雄情结。问题是他不是个英雄。他是个想当将军的士兵,却缺少一个将军应该具备的才干和能力。”

    
钟阿姨年轻时曾是个漂亮的女人。1957“肃反”时被当做“右派”打倒,丢了工作,此后的一些年里一直生活得谨小慎微。现在,她已年过七旬,满头华发,腿上患风湿,但脸上始终都带着浅浅的笑意。她对共产党的幻想早已破灭但仍相信变革终将实现,不过进程慢了点而已。在她看来,民主党是以卵击石。她曾试图通过唤醒建国对家庭的责任来说服他不要涉入民主党运动,但建国却用“忠孝不能两全”这句谚语来回绝她。钟阿姨被他的固执伤透了心,建国入狱后两年里她从未探视过他。

    她的恼怒换来的只有建国误解。我曾和钟阿姨一起去看建国,探视其间,我们换着用电话和建国交流。一见面,钟阿姨就跟建国说中国如何之大,如何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变革;她说环境正在逐步好转,很多事情都在变好。我看着建国的脸慢慢阴沉下来,然后钟阿姨把电话递给我。我一接过电话,就听见建国颤抖的声音,他显得很激动,“我不想听她说话!她只会让我生气!”

    
探视结束后,我跟钟阿姨谈起以前跟韩东方的一次对话,他是“天安门事件”后被捕的工联运动领袖。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在香港生活了很多年,主持一个叫做“劳工通讯”广播节目。作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的立场无懈可击,在被关押的两年里他被严刑拷打,重病缠身,几乎死去。他甚至通过绝食的方式拒绝认罪。然而,韩不同于中国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气质文雅,穿着时髦,待人彬彬有理,而且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经常反思过去,时时自省,甚至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中国整个持不同政见者全体,提出批判。“请不要让我开始这个话题,”韩对我说。“说得再多都无计于事。”他认为许多持不同政见者都过度关注自身利益,这使他们自己倍感头痛。“这是我们中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病根,”他说。但是他又说,你不能跟一个还蹲在监狱里的人说这些。“因为要在狱中坚持下来,你须要凝聚自己所有的力量,要自大,要相信自己就是个英雄,”他说。“你需要一种意识上的自大来支撑自己的精神,你不能怀疑自己。”

    
听完我的话,钟阿姨认可了韩的观点,她答应不再和建国讨论政治。“我只希望他能健健康康地服完刑,然后出来,”她无奈地摇着头说。“以后,也许我只能跟他说好听的了。希望他能改变思考问题的方式,出来后不要再进去了。”

    
民主党被封杀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政治前景变得越来越复杂。然而短短几年里,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四大经济强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稳步超越德国和日本,并被普遍认为将在2050年前后赶上美国。然而这种变革一直以来就伴随着腐败,环境污染,收入差距的扩大化和分散的社会服务等问题。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堡总理通过取消农业税、增加对“弱势群体”关注、遏制用不正当手法谋取利益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些问题。然而一个引起更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住房,又急待解决。一方面,是利益受到各种社会不公正冲击,强烈要求更大程度改革和公正待遇的大规模弱势群体;另一方面是唯利是图,阻碍一切改革变化的官僚主义和商业资本家联盟。每个人都知道,在政治领域,有些事情最终不得不做出妥协。

    在过去的四五年里,政治变革的步伐更加坚定,改革者们不再使用“人权”这个敏感术语,而是采纳了一些更具变化性更加巧妙的形式,例如,人们在讨论消费者权益或者流动劳动力权益,又或者私有财产权时,会提到“法制”“维权”这样的字眼。记者每年会曝光更多的腐败,律师开始受理民事权利的诉讼案,学者们开始研究历史“盲点”(如中日战争,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出版商打破禁忌发行“敏感”书籍。有时,一些人会发表一个公开声明或者请愿书,但他们通常会强调这些行为的个体性,否认其是某个团体组织的意愿。然而这种趋向于零散的自发的自然行为,随着高速的网络和国际通信迅速地传播开来,要控制信息已不再那么容易。在中国的网络上,批评的声音如此变幻莫测,以至于审查者要应付数以千计的游击式的矛头。对于每一个被逮捕受审的罪犯,数以百计的人会为他辩护。这些批评者很难被定位,不容易被孤立更不易被消灭。

    同时,全球化使政府和领导者更加注重他们自己的形象。近年政府提出“和平崛起”“构建和谐社会”的概念反映出他们对国际国内政治的温和方针。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气氛已有所缓和,人们也不在恐慌。无论私底下还是在公共场合,中国人都可以更加大声地讨论政治改革。

    所以当钟阿姨告诉建国中国的环境正在改善时,其实是想指出这一点。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忘记了中国民主党事件。我的许多自由主义中国朋友告诉我,正是因为建国们以自己的安宁生活为代价所做的基础性探索,其他人才会明确地了解他们应该推进到何种程度。崔卫平就是其中之一,她说,“由于建国们所做的工作,政府会把我们当作温和派。由于他们,我们才能不去坐牢。只为这一个原因,我们就该心存感激。”崔是一位影评人和文学评论家,她已将《哈维尔文集》译成中文。为了与极权主义文化作斗争,她写信要求构建公民社会。她敬重像建国这样的人,但她说“真正的改革要发生在细小的,不引人注意的地方。要创造历史得靠社会演变,而不是少数精英或者单枪匹马的英雄人物。”

    
另外一个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徐友渔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是政治改革强有力的倡导者,他告诉我他绝不会做出像民主党的创始人那样的“笨蛋决定”“这在政治策略上来讲太愚蠢了,”他说。徐对西方分析哲学和自由理论有很深入的研究,他强调在采取任何行动前“理性分析”和重要性。“他们一开始就公开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党,或许是急于创造记录,”徐说。“如果这是推动他们的原因,我能原谅这种人类本能的弱点。”像建国一样,徐曾是一个红卫兵,他写了一本关于文革的书(《我的造反生涯》。译者注),文章真挚感人,讨论了对自己青年时代错觉的深刻反思。他给建国签赠了一本,让我带给他。不用惊讶,这本书被扣到了监狱审查员的办公桌上。

    然而建国不是一个教育家,他不像徐。他是个实干家。民主党的所有发起人都是实干家,历史对这类人总是不够亲切。我记得我曾听一位中国的总裁说过:“在其他人之前踏出一步的人是他们的领路人。在其他人之前踏出三步的人就会成为殉葬品。”民主党的实干家们就是殉葬品。我过去时常用“不以成败论英雄”这句老话来安慰自己。而建国却像一个顽固的笨蛋,不顾灰度阶梯,不顾你要为当代中国的谱染多么五彩缤纷的外表,只知道用黑白分明的政治笔墨。换一种心态,我会想起孔子对他的弟子子路说的话:“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然而现在,对于我,这两种观点好像都不正确。我回起想起与普林斯顿的著名中国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关于魏京生的一次对话。魏是建国心目中的英雄,是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传奇人物。回到1978年,那时魏还是一名28岁的普通电工,他胆大妄为,在民主墙上张贴要求民主化的文章;他说邓小平是是一个独裁者。荒谬的是,魏后来是被以“泄露国家安全罪”起诉的,他被判处了15年有期徒刑。入狱期间,尽管一直病痛缠身而且被单独囚禁,但他却依然坚持政见。一旦被释放,他又马上重新开始他进步的民主活动和著作,然后又被送回监狱。这次在他服完14年徒刑中的两年后,就因“疾病原因”被释放了,随后他飞往美国,在那里继续开展针对中国政府的个人运动。他警告说,西方社会一定不会被他的改革所蒙蔽,共产党从未有过实质性变革。随着时间的过去,许多早期支持他的人,逐渐开始把他看成一个对中国与中国共产党持过分单一的静止观点的人。事实上,共产党看起来要比魏京生更加灵活应变,更具适应性。

    我告诉林培瑞关于建国和魏京生的两种并存观点。我欣赏他们的勇气和他们对公正的深刻理解,但是他们几乎宗教般虔诚的自我肯定让我感到不适。“魏京生这类人就好似北极。”林对我说。“他们是冷酷的,但却定义了一个极端。”

    
没错,我想,我的哥哥就是冷酷的,他对自己所要做的持一种不变的,也不可改变的态度。他把一个巨大的,复杂的,处于混乱状态的问题简化成一个单一的罪恶根源:共产党。终结一党专政,罪恶就会消除。然而这时他却被禁锢起来,被锁于世界之外,拒绝听任何打乱他信念的东西,拒绝看充满矛盾,含糊和可能性的真相。对于这一点,林是正确的:建国们定义了一个极端。

    当然,那些把他们禁锢起来的人站在历史的另一端。我的朋友刘戈是北京一家著名法律事务所的一位股东,他喜欢跟我提及这些话题。“所有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成功的国家都实行多党制,那些坚持一党制的都成了失败者,”刘说。“民主导致胜利,专政导致失几败。今天的统治者想要中国更好,而且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们不能正视自己劣迹斑斑的过去,不能正视那些诸如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之类把中国变得千疮百孔的历史。所以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去面对像你哥哥这样激进的批判。”

    
然而渐渐地,我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对通过中国政治镜头来看待建国所引发的冲动感到厌烦。(这个句子翻得真恶心,译者注。)我宁愿把我的哥哥看成一个有瑕疵,但却令人尊敬的个人,或许他还有个异于常人怪癖——无论如何也要毫不退缩地坚守自己的理想主义。但我不愿把他当作一个具有某种政治立场集团代表。我的一个作家朋友曾听我谈及建国,她把他和2005年的一个记录片《帝企鹅日记》中的主人公做比较。“帝企鹅是一种愚笨可笑的生物——它们肥嘟嘟、圆滚滚,肚皮贴地蹒跚而行,单纯可爱,”她说。“但在海中时,它们却很美丽!你哥哥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固然不切实际,但他的理想主义和对事业的精神却值得欣赏。”

    
或许,建国是英雄还是笨蛋的问题本来就无关紧要。他行为的道德意义超越了这些行为本身的结果。通过恪守对自己的誓言,他已经对正直的生命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和具有明确目的性的观点。在一次探视期间,我跟建国提起他以前的一个同学,他是个农村问题专家,刚刚获得一项级别很高的政府奖励。“那真不错,”建国说。“他是在体制内推动改革,而我在体制外。许多大知识分子能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帮助改革。我缺少足够的系统教育来做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这类人也要扮演一个角色。”他笑着对我说。“性格决定命运。你只要记住:你哥虽然是个简单老派,固执过时的人,但他一旦下定决心,就不会放弃。”几年间,他头发脱了很多,不久前的一次带状疱疹在他的前额留下一些疤,但他的脸却是一无既往的平静。

    过去的一年半里,建国已经开始谈论许多他想要读的书。“真的,这儿其实也不坏,”最近他向我保证。“2008年我就会出狱,如果那时你在北京我们可以一起看奥运会。”我们谈到很多在上海的兄弟姐妹,他们全都是事业成功的企业家和律师。“他们都把自己的事业干得很好,我真为他们高兴,”建国说。“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为了在一个国家里实现民主,一些人必须在斗争中付出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看看韩国,或者台湾:也有很多镇压,也有很多人坐牢。但是,一拨又一拨的人会起来斗争。他们用自己的生命铺出了通往民主的路。”

    
这一刻,他目光坚定,姿态豪迈,你可能觉得,他已经忘记了自己身在狱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家,”他继续说,“我们有13亿人民。至少我们应该有一小部分人愿意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