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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薛伟先生对民运的批评恰如其分些 就“民運隊伍中的左派幼稚病” 一文的商榷--刘国凯 6月4日，薛伟先生在中國民主黨聯合總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发言说：“我今天演講的主題是：民運隊伍中的左派幼稚病。民運隊伍中的左派幼稚病其表現有二，一是如何對待難民運動，二是如何面對中共的挑戰。”薛伟先生指责说：“不少人對難民運動和難民組織抱著排斥和歧視的態度，抱怨說不少福建難民來到海外成了一支親共的隊伍。但我要試問這些朋友，我們有關心過他們嗎？我們有組織起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切身權益而奮鬥嗎？顯然沒有。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對立面去。” 民运队伍中没有左派幼稚病？有！记得早在1998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论海外民运的左派幼稚病” ，发表在《北春》上。但是，对于薛伟先生上述的指责我是难以苟同的。现将我的理由分述如下： 一、微观个案与宏观全局 1996年，我还在某贸易公司做卡车司机。公司由于业务扩张又增雇了一名司机。那是一个年约三十岁的福州人。言谈之中获知他坐船偷渡来美，现已搞定身份，获得了政治庇护。（已忘却其姓名，姑称为“搞定”）我问是怎么搞定的？“搞定”炫耀说，他的一个表兄是福州市某公安分局的局长，给他弄了个参加八九民运的通辑令。我说那你还真要感谢八九民运的学生和市民了。不料他突然翻脸，说：“感谢什么？什么学生运动？ 根本就是暴徒！”我大惊、愕然。半响才责问他说：“咦！你怎么能说和平集会请愿的学生是暴徒？你又怎么解释你要以参加八九民运来申请政治庇护？”他说：“搞政庇还搞政庇，对事情的看法还看法。”接下来我就与“搞定”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执和冲突。本来在就职场所我是不谈政治的。因为我不知道那些经理和同事的政治倾向。为了不节外生枝，影响职业稳定，我一向在就职场所隐性埋名。填表和领工资签名用英文。实在有人问到中文姓名就说是柳果开。有同事笑道：“你父母给你起的名字真特别，柳树也有开花结果的吗？”然而这次在如此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不能再“韬晦” 了。我对“搞定”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则气势汹汹地说解放军开枪镇压暴徒就是有理。当时的情况不开枪镇压局势就稳定不下来。争执到后来双方几乎有肢体冲突的迹象。当时恰好经理不在，秘书小姐前来劝开。两个月后，“搞定”因工作态度散漫，被公司解雇。如有人说这是个案，不足说明全局。那好，我们就来谈谈全局。 这全局薛伟先生本应最清楚。若有淡忘我可协助恢复记忆。1989、1990两个中共的国庆节纽约中领馆过得是何等惨淡。1989年它根本不敢照惯例到唐人街酒楼去举办国庆节酒会。1990年它硬着头皮去银宫酒楼举行，却应邀前往者寥寥。薛伟先生和一班民运朋友在银宫酒楼外举行抗议活动。高叫：“有良心的中国人不要进去。”由于宾客数量远远不足，中领馆只好拼命拉人充数。我父亲一界平民不知怎么会接到邀请信。父亲欲前 往。我弟弟刘国旋极力阻拦。父子俩在酒店附近大声争执，被世界日报记者目击写到报道中。我深知父亲以一旧知识分子身份受中共歧视打击三十年。对中共绝无好感。我劝弟弟说：“老父亲年届古稀，岁月有限，喜欢凑点热闹而已，哪里会是支持中共？以后父亲要去就让他去吧。”事后我问父亲怎么会收到邀请函？父亲说中领馆到老人会拉人，愿去报个名就行。我闻之大笑。笑中共之日暮途穷。然而我笑得太早。91、92年纽约唐人街政治生态悄悄渐变。至九十年代中期情况已大相径庭。中共国庆日纽约中领馆非但再也不愁宾客来源，而且由于献媚取宠者剧增，中领馆既要增加餐席，还要筛选宾客。我老爸之被邀请完全是历史长河中一个小小滑稽浪头。 情况的巨变绝不限于中共国庆酒会。接踵而来的是纽约不断出现题目繁多的拥共的游行。从国庆升五星旗仪式到庆祝香港回归；从欢迎江泽民等中共巨头访美到庆祝北京申奥成功。纽约的亲共分子、亲共侨团都在迫不及待、不遗余力地向中共表忠邀功。都为争得中共青睐而使出浑身解数乃至钩心斗角。有人嘲笑民运组织山头林立。殊不知民运山头不及拥共侨团的百分之一。目前整个海外民运成型的民运组织只有几个，而纽约一市就有百多个侨团。为了成为中共酒会的座上宾，数百名有侨领衔头者争宠不休，以至中领馆都为之厌烦。亲共分子在拥共游行中因邀功心切曾打出“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一个已入美籍的某侨领顿觉不安。说我们生活在纽约何以叫这样的口号？力劝将此标语口号收起。 纽约亲共分子的甚嚣尘上，还表现于他们敢于对民运志士、法伦功人士使用暴力。1996年10月1号纽约的亲共分子游行。民运人士则举行小型集会表达另一种理念。不料亲共分子们竟冲过来将民运人士重重包围，仗着他们人多势众对民运人士横加辱骂。“反华”、“叛徒”、“汉奸、卖国贼”、“美帝国主义走狗”等骂语如连珠炮，甚至还要动手殴打民运人士赵品璐。幸得美国警察闻讯及时赶来，才把赵品璐等救出重围。2000年江泽民访美。纽约亲共侨团在林肯剧院举行盛大欢迎音乐会。八位购票入场的民运人士于中间休息时在自己的座位上举起预先制作的纸质分体标语“终结中共一党专政”。 亲共分子发现后冲过来疯狂谩骂并出手殴打。坐在边位的黄景贤被殴打得尤其严重。 2003年中共国庆。纽约亲共分子在唐人街银宫大酒楼举行庆祝餐会。若干法轮功学员在附近街道上举行抗议中共暴行的小型集会。亲共分子发现后竟冲出来殴打法轮功学员。 要问：纽约政治生态宏观全局的如此大变从何而来，是因为纽约来了成千上万的“搞定” 或类“搞定”。 二、民运朋友何辜，要承担“為淵驅魚，為叢驅雀” 的罪名？ 对纽约政治生态的巨变，薛伟先生有着与我迥然不同的见解。他义愤填膺地责问道；“我要試問這些朋友，我們有關心過他們？我們有組織起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切身權益而奮鬥嗎？顯然沒有。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對立面去。” 被薛伟先生责问的“朋友” 就是我们这些被薛伟先生判定患了左派幼稚病的人们。可是我想问问薛伟先生，我们该怎样去“关心” 那些偷渡者和各种各样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们呢？除了极少数名声显赫的、或偶有机缘的民运人士不必为基本生活忧虑外，我们大多数民运人士都挣扎在生活线上，试问又有谁来“关心” 过我们？好，就算我们自己挣扎在生活线上也该去关心那些偷渡者和各种各样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们。那么就须讨论具体该怎么做？或许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登个大广告：“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们，我们关心你们！”抑或我们还可以在唐人街用扩音器高叫：“没有合法身份的人们，我们关心你们！”但是，这样有实际的关心作用吗？显然没有！他们需要工作；需要收入；需要住房。若要关心到实处，就要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可是这我们有能力办到吗？如果我们民运朋友中有创业成功者，能给成千上万的没有合法身份者提供工作机会（请注意这并不符合美国有关劳工法规）；或我们民运朋友中有腰缠万贯并肯仗义疏财者能给生活困难的无合法身份者以经济接济，这才是实质性的关心。可惜这一切只在憧憬想象之中。 薛伟先生认为民运应“組織起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切身權益而奮鬥” ，我觉得薛伟先生是否搞错了时空。我想这样的话应该用于中国国内的维权斗争。居住美国者的各种切身权益，如接受低收入医疗保险权、接受低收入住房津贴权、接受粮食券权、接受孩子托儿补贴权等等并不是海外民运的工作项目和能力所及。若美国社会在这些方面有欠缺不足，那么对此进行改革则是美国各级民意代表和行政长官的责任。当然，如果海外民运中有人打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当选了美国某级的民意代表或行政长官，那就可以对美国某些有缺陷的法规予以改革，使处于社会下层的新移民的处境有所提高。可惜的是，目前还没有哪位民运朋友能进入到那个社会层面。而大多数的民运朋友在自食其力之后还要把工余的精力和工薪积蓄投入民运工作，已是如牛负重，十分难得，他们哪里还分得出精力去竞选美国的民意代表和行政长官呢？ 上海民运人士杨勤恒在美的境况很能说明问题。他兴冲冲来美，原是踌躇满志，想象到海外大干一场。不料掉入讨取基本生活的苦境之中。每天在餐馆做得昏头昏脑。一年后他拒绝了朋友们的劝阻坚决要返回上海。说即使当局要他写保证书才让他入境，也要回去。因为他不能再接受这种为了基本生活耗尽了时间和精力，根本难以从事民主事业的、毫无意义的生活。当然杨勤恒是个个案，绝大多数民运人士还是留下来了。但是他们的处境并不宽裕则是事实。海外民运主要还是由这些疲惫不堪的草根型者组成，那些风光富裕的民运人士毕竟是少数。薛伟先生认为海外没有“組織起他們為爭取自己的切身權益而奮鬥{” ，就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對立面去” ，这罪名是否太大？上纲上线得是否太高？是否对那些艰难中坚守阵地的民运朋友要求得太苛刻、太失公允了？如果要责备的话，我想应责备那些在八九学运中居领导 地位，到国外后一头扎进个人天地再也不关心中国民主事业，甚至腰缠万贯也吝于捐款办六四烛光纪念会的人们。另外，薛伟先生还有一个极大的政治逻辑混乱。薛伟先生说民运把他们“都趕到對立面去” 了？我想问，这个“对立面” 是谁？如果是中共，则不合逻辑。因为薛伟先生所说組織起来去爭取的是在美国的切身權益，跟中国社会无关。 如果“对立面” 系指美国政府，那就是一个政治笑话。海外民运要把美国政府视为对立面吗？ 三、“两头蛇”背后的政治逻辑 广东民间谚语把变色龙称之为两头蛇。“搞定” 之流就是典型的“两头蛇”。他们一头说遭到中共政治迫害，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另一头大肆拥共。这种卑劣的两头蛇行径是怎么产生的？薛伟先生说是民运“為淵驅魚，為叢驅雀” 所至。我说薛伟先生判断错了！这种卑劣的两头蛇行径取决其内在的政治逻辑。薛伟先生另有一篇文章载于《北春》上。题为“中国民运的新课题：难民运动” 。薛伟先生这篇文章从一开始就错了，以至后来的一切论述都建筑在错误的基础上，乏善可陈。错在哪里？错在“难民” 的概念上。按照薛伟先生的定义去界定，“搞定” 之流都属难民。曾在报章上看到一个估计数目，来自中国大陆的非法移民（包括偷渡客、非法入境者、逾期居留者）已累计达50万，其中三分之一在大纽约地区。这些人在薛伟先生笔下都是难民。难民者，逃难民众之谓也。逃天灾、逃兵祸，这古已有之，现代则还有逃专制政权的政治迫害。柏林墙见证了多少政治难民的悲壮与血泪。这50万人中有难民吗？当然有，现任中国社会民主党组织部长卞和祥、宣传部长林其干等就是政治难民。最近在筹办六四纪念会中见到一位名叫王磊的朋友，也当属政治难民。他们在国内曾与中共政权斗争过，遭受政治迫害，设法来美后因其经历获得政治庇护，并继续投入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可是，象他们这样的人士，在那50万中占多少？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至于有人说，生活在中国的人都可算政治难民，因为都遭受共产党的政治压迫。这无疑是武断的、牵强附会的、玩弄政治概念的说法，没有必要与之讨论。 薛伟先生把非法移民与难民划上等号是完全错误的。绝大多数福建偷渡客和各种逾期居留者既不是政治难民也不是经济难民。这是极为明显的事实。他们冒险并花钱来美是要寻求更好的生活。尽管这里面隐含着他们对自己原先在中国生活状态的否定，也不能因此把他们定为难民。因为政治难民必须有遭受直接迫害的事实为判断依据。经济难民是基本生活无以为继，为活命流离失所、浪走他乡。能花好几万美元偷渡来美者或持商务签证来美者如何能解释为经济难民？（政治难民则不因其进入美国的方式而失去其难民身份）事实是那50万人中只有极少数是政治难民，而基本没有经济难民。极少数的政治难民在获得政治庇护后，大都会自然而然地于某一程度上参加民主运动，最起码不会到拥共营垒里去。而大量的非政治难民的非法移民就大相径庭了。如果暂撇开偷渡方式的违法性不论的话，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来美国当然无可厚非。可是寻求更好的生活必须有个前提，就是不可损人利己、不可危害社会、不可妄顾公义。如果一个人把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作为人生行为的首选而损人利己、妄顾公义的话，就会走上邪路。中国那么多贪官污吏，那么多制造假酒、假药、毒米、注水诸肉的民众，你能说他不是在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吗？他们都在不择手段地敛财赚钱，以过上更富裕的生活。但是他们危害了社会、践踏了正义与公理。非法移民的大多数并不刻意拥共。他们在来美后大多都去致力于自己的经济生活，不问政治，全力以赴去建立自己新的家园。他们对中共和民运都避而远之。在低潮期间，弱小的民运无论怎么做对他们没有吸引力。而那些占少数的、为了更有效率地“寻求更好的生活” 的人们就会走上拥共的道路。他们为了给自己造就更富裕更写意的生活而去践踏了正义与公理。依我对纽约华人社区的观察体会。这少数人当占总体的十分之一。即在纽约地区十几万非法移民中有一万多人。被基本生活弄得身心疲惫的几十个纽约民运分子在万多名拥共非法移民（其中许多渐为合法，并成长为“侨领）面前实在是弱小不堪。 拥共的非法移民之所以拥共绝非民运“驱赶” 所至，而是有其内在政治逻辑。有的人是在大陆已具拥共思想。那种认为偷渡来美就意味着思想反共是一种把复杂社会生活平面化的、极为肤浅的见解。思想拥共完全不妨碍他羡慕别人偷渡后衣锦还乡，或怕被乡里讥讽不敢作为，而走上偷渡之路。偷渡来美之后备尝而去非法移民生活之艰辛。为怕被人讥笑而硬着头皮留在美国。但这艰辛的生活使之对美国有诸多不满而强化其拥共情 绪。与我共过事的“搞定” 就属这一群体。他告诉我他是武警排长退役，并常以此自豪，对美国的一切总要抨击。我曾抢白他，何不打道回府？另有些人主要是为了在美国投靠中共这个巨大的势力以捞取个人利益而走上拥共道路。中共政权完成了“六四”后的“内部装修”工程便对海外华人社区下了极大工夫。它以回国投资的经济利益或回国观光捧为上宾等作诱饵，收买大量侨界头面人物。这些头面人物又以各种人事关系和经济利益拉拢维系了相当数量的普通群众，向他们灌输种种拥共意识。偷渡客来到这遥远的异国他乡，生活上困难重重，在困境中求助于各个侨领也在所难免。而这又不可避免地使他们之中一些人在亲共“侨领”的率领下去参与亲共行动。 以上这两种拥共的内在政治逻辑都不是力量弱小的海外民运可以改变的。任人何可以占在一旁，仿佛从来都不是民运中的一员去责备、去讥笑民运怎么那么弱小，无力去改变这个政治逻辑。但却没有道理责难是民运把“两头蛇” 和利益熏心者驱赶到共产党的营垒中。对纽约政治生态的巨变，我甚至推测其中有中共高层的慎密运作。我想纽约中领馆中会有高人在九十年代初就预见到福州偷渡客将对改变纽约政治生态起巨大作用。他们向中央密报此见解。中共高层遂密示福州当局对偷渡风潮睁一眼闭一眼。没有当局暗中网开一面，福州的偷渡风潮不会鼎盛到如此地步。我还推想，我这一分析将在中共政权倾覆后的大解咒、大解密中得到证实。 四、四项原则与沙中淘金 要问，海外民运组织可不可以搞“政庇” ？我的回答是可以，但必须遵循以下四项原则： 1、 不能成为民运组织的主业。 2、 办“政庇” 过程中不能作假。一切证明材料都必须是真实的。 3、 收费合理、财务透明。办公室费用必须合乎正常指数，不可虚大。不可向申请办“政庇” 者收过高费用。收费若有盈余必须公开，不能入私人腰包，须用于民运工作。 4、 办“政庇” 成功者应继续为中国民主事业出力。 我赞同民运组织搞“政庇” 首先是基于我们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合条件者取得身份。更重要的是我想从大量的沙子中淘出金子。记得卞和祥与我相识在冯扈祥来纽约举办的一次演讲会上。一位坐在我旁边的中年人对冯扈祥的亲共言论小声发出批评，引起我的注意。林其干是参加1996年我举办的文革35周年演讲会，并在会后与我联络的。 我想，会议并不常召开。我们是否应该有一个常设途径让有意参加民主运动的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找到我们的组织呢？於是我也想到要去登广告，要去法拉盛租一个办公室。经向较了解情况的朋友打听，方知费用十分高昂。租一个房子连办公室费用每月要2000多元。维持一个办公室人员的生活津贴（还不是工资）最低1000元。要看到有无成效起码坚持一年。那就是要40000元左右的启动资金。这部淘金机造价太贵，是否负担得起？而且几万元扔进去，究竟能淘出几粒金子呢？ 还有朋友告诉我，现在纽约的“政庇” 市场已相当定型成熟。几个打作民主党招牌的“政庇” 机构已把持市场。其他人已难以打入。千万不要以为在报纸上登广告就有人来。眼下已有一些“政庇” 经纪人四处晃悠捞客介绍给各“政庇” 机构，并从中提取佣金……我听了顿有井底蛙孤陋寡闻之惭。我提出如果我们真正的民运组织来办，收费会低很多。这样是否能加大吸引力？朋友说未必。办“政庇” 的人还会因你收费低怀疑你办事的认真性和成功率而走掉。何况一般的非法居留者哪里能判断民运组织的真与假？听如此之说，我顿有知难而退之感。但我还是想将此事向社民党的执委会提出，集体讨论一下。我们是否可以一试？ 五、与薛伟先生言。 薛伟先生八十年代初随王秉章先生举义，二十几年来一直站在民主营垒前列，令人钦佩。又以坚持办《北京之春》最为难得。为筹集《北春》的粮草风尘仆仆、东奔西走，致使海外民运这一思想理论大旗不倒。然而，也正由于薛伟先生把全副精力都投入民运工作，故对纽约华人社会的深层缺乏真切了解。粤籍社区、闽籍社区、客籍社区和其他省籍社区的构成、气质、生态、境况、行为方式之异同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对这些若明若暗就会导致错误的判断，开出错误的药方。薛伟先生对民运的批评出发点想必良好！故我有不同意见亦作心平气和的商榷。希望薛伟先生作为二十几年的民运中人，对民运的批评能恰如其分些。上纲上线太高会挫伤士气，涣散军心。而相对准确的批评，建设性的建议则会有益于民主营垒的增强。 以上所言若有唐突谬误之处，还望薛伟先生海涵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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