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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王有才永远记住这一点!不要搞错!(谈王有才的几点实事求是和不实事求是)

王希哲

1 、王有才挑衅地问,徐文立什么时候起准备组党?如果要用历史文件说话,
中共法院1982年对徐文立、王希哲、孙维邦等反革命集团的判决书记载,徐
文立于1980年6月北京甘家口会议,提出准备组党。参与者各判刑15年左右。
那时,我不知道王有才先生在哪里,是否也已经在准备组党?


2 、王有才说,我后来很少出现在媒体上的原因,是因为我不信中共当时
会同意成立反对党,于是与浙江的几个热情推进的同事有一些分歧,这些
朋友便不再将我个人的事情提供给媒体。

是这样吗?那么王有才我问你,你一开始同意出面组党,是因为相信中共当时
会同意成立反对党的吗?因此,才有热情的吗?不会吧?你开始的热情哪里来?
为什么后来没有热情了,反而要与热情推进的朋友,发生分歧,以至被
这些朋友请出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核心集团而边缘化(见后附文件),甚至,不
再将我个人的事情提供给媒体了呢?

我不愿也不可把当初这些朋友向我解释原因的信件公布出来,再说他们既然与你
发生了矛盾,他们的讲述也就未必可以当然为证。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他们的,
经过一个多月你在狱中,国内外民运对你的声援,海外媒体依据这类声援对你的
鼓吹宣传,出狱的你,发现自己身价大不相同了,已经是民主党领袖了,便
对同志颐指气使起来,要求浙江筹委会的一切,必须按照你的意志行事,一切未
经你许可的,一概不予承认(包括海外筹委会经浙江同志集体同意,推荐任命徐
水良为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海外发言人)。这才引起了浙江民主党领袖群体的反感,
他们也像你今天估计徐文立一样,估计王有才先生一直在考虑如何在中国
民主党内成为领导人物,于是,便在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第一
号公告中,把你请了出去。并不再将我(王有才)个人的事情提供给媒体。

王有才先生,我了解,是这样你才没有热情了,而不是你现在说的,好像你
一开始组党有热情,后来莫名其妙没有热情了,我不信中共当时会同意成立反
对党了,浙江的与你分歧的领袖们才不再将我个人的事情提供给媒体
了!

我相信当初这些朋友向我解释的原因,还因为你来到海外后的表现。你一直对
民主党创党人的衔头予以默认,并一直表现出,你是民主党的当然领袖,民
主党的一切,都要以你的意志为转移,以你的文件为正统。你根本忘记了,
1998年6月后,海外、国内对民主党的策动、呼应,完全不是因为你王有才,没
有几个人认识你王有才,他们响应的是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前赴后继的反对运动,
在中国能够终于突破创造出一个真正的反对党的不灭的理想,而无论这个反对党
叫什么名称。假使胡石根1998年号召组党,海内外的策动响应,便一定是以中
国自由民主党为旗号。因此,1998年6月后几年,全国和海外蜂拥而起的中
国民主党,没有另起名号,反应的仅仅是各地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造一个统
一的反对党的愿望,而绝对不是因为服从你王有才创党的命名。请王有才永
远记住这一点!不要搞错!


3 、王有才说,如果,我后来不与王策见面,那我1998年可能就能避免判刑,
那么,98组党活动我就不重要了。这倒是实事求是。王有才这里对自己的评
价,说了一句非常实事求是的话。不容易,我赞赏。

那时,王有才已经被请出了浙江党核心,因此对民主党已经不热情了,在家
赋闲,中共还烦他干什么?哪里还会再去抓他?千不该万不该王策闯关去见他,
还给了钱,不知是哪一方(或同时?)坦白交代了。海外金钱,这是共产党的大
忌。王有才也是,你既然已经对组党没有了推进热情,还接受王策那钱干什
么?莫非见了钱又来了热情?这下好,又入狱多年,国际媒体当然又报道
我了。于是,来到海外,热情又起来了,办平台,发通知,号令
自我出,俨然的民主党党中央了,没办法:我估计王有才先生一直在考虑
如何在中国民主党内成为领导人物了!


4 、王有才最后说:如果当年8月30日警方不放我回家,而是判我15年,也就
没有98年中国民主党后来的继续。

这是胡说。倡导组党,不是王有才个人的行为,而是中国民运发展到一定阶段上
必然发生的群体行为。不然如何解释在王有才没有了热情后,浙江与各省的
领袖群体们,坚决与他分歧,继续地热情推进组党?海外,又恰恰是在
王有才被正式逮捕的消息传来之际,王希哲王炳章等领导的正义党召开波士顿紧
急会议,决定继续高举中国民主党的旗帜,策动各省响应浙江组党的。而且,又
正是在当年11月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三人被判重刑后,中国民主党的第二波
25省市组党高潮,才汹涌而来,直到北京为首的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成立。怎么
会是不放我(王有才)回家也就没有98年中国民主党后来的继续?

因为与胡石根时期的孤立状况不同,98年的组党运动,是建立在1997年全面复兴
的全国广泛的民主人权群众运动基础上,和中美关系良好的国内外大环境大形势
的基础上的,它已经不是孤立的事件。只是发生北约误炸中国驻南领馆导致
中美关系一度急剧恶化,才使这个大环境大形势发生逆转,全面镇压到来,才暂
时遏止了国内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的发展,与王有才个人浮沉,毫无关系。

如果当年8月30日警方不放我回家,而是判我15年,也就没有98年中国民主党
后来的继续。这里,王有才对民主党与己一体共存亡的评断,又一次充分表露
了王有才心腹深处我就是民主党,民主党就是我,没有了我就没有了民主党
的毫无自知之明的狂妄。


2007年4月8日
美西海湾
xz7793@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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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件: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第一号公告

  公  告
  (第一号)

一、 经研究讨论,兹决定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并以
   民主程序选举产生以下人员担任相关职务: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负责人     祝正明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联络及发言人  吴义龙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     朱虞夫

二、 以上人员经常务工作组三分之二多数可以进行罢免。
三、 以上人员任期暂定六个月。
四、 常务工作组按照浙江筹委会集体的意志进行运作。
特此公告
1998年9月(日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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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angYoucai 王有才:

也谈对《徐文立先生的补充说明》的断续思考(1 )


前些天我读了徐文立先生发表的一篇《对王希哲万年筹委会才是造成民主党今日
困局的错误路线反驳对民主党党部系统攻击的几点辩护提纲的补充说明》,
我看到了余大郎先生(据说是胡安宁先生,我一直没有跟胡安宁先生打过交道,
因为看起来徐水良先生与胡安宁先生有很大的矛盾,而徐水良先生是我的浙江富
阳老乡,他因民主墙时期的事情在国内坐过很长时间的监狱,他出狱后,当年在
国内时我们有一些交往,由于我们是一个县的老乡,加上都是要反对中共一党专
制,都想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定,我当然对他有好感,他出国时来过我杭州的居家,
而且他出国时我托上海浦东机场的我的一个朋友设法帮助他一下,由于我没有跟
我的朋友细说徐水良先生的背景,因为我那时认为反正徐水良是出国,应该不
会有什么事而有所疏忽,我那朋友想提供机场内的内部通道送徐水良先生上飞
机,使得跟踪的警方(不知是公安还是国安)无法监控跟踪,于是,警方当时就
冲过去粗暴地对待我的朋友,扯去我朋友的胸牌。后来我的朋友因此在单位里没
有前途,所以就只有通过考试出国留学寻求出路,现在在澳大利亚攻读学位,我
真的对不起我的那位朋友。由于我与徐水良先生的个人关系,加上我也没有找到
他胡安宁,他胡安宁先生也没有来找我,因此我与胡安宁先生没有任何交往)的
文字,今日又读了尹明的《对徐文立先生补充说明的思考》。

我因此也想说一下我的断续看法。

从徐文立先生的文字看他在1998年6 月25日就有组党的准备,据我当时的了解情
况可能是不确切的。因为他当时有中国反对派代表人物这一说(北京知道内情的
人以后有可能会写出来),要求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去中国访问时会见美国总统克
林顿。有所谓57人签名。我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是哪57个人。有北京和四川的朋
友打电话来问我,说我的名字也在上面,我感到很惊讶。因为这些朋友带有调侃
的说话语气,我也很不舒服。北京朋友告诉我说本来确实有这样的讨论,是为鲍
彤、许良英、林牧、丁子霖等先生准备的,同时还加上江棋生、任畹町、徐文立
等人的反对派群体代表。我当时只是说我不知道,我关注的是自下而上的方式,
关注的是89年的学生群体和浙江方面的情况。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但是,
我没有公开出来否认。

不过徐文立先生在帮助呼吁释放申请登记注册中国民主党的7.10事件的浙江同事
方面与国内的任畹町、王培剑、毛国良、秦永敏、程凡、王文江等等国内的同人
以及海外的王希哲、王炳章等人一样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直到8 月30日警方将
我从看守所的逮捕变成为在家监视居住,我个人没有得到徐文立先生想
组党的资料内容。因此,对徐文立先生这一段时间的说法我在此存疑。在这一点
上我与胡安宁先生、尹明先生的了解判断没有大的差异。

但是1998年徐文立先生到底是什么时候决定组党,我无法判断。我个人相信可能
是在我1998年8 月30日放出来之后,特别是谢万军、刘连军在山东被山东省民政
厅有条件同意组党之后,我估计徐文立先生一直在考虑如何在中国民主党内成为
领导人物。(关于徐文立与吴义龙之间的关系,吴义龙出来后可能会写出来的,
现在也有一些人知道实情)。说实话,我个人对山东谢万军释放给与媒体的信息
是怀疑的,这也是我当时跟浙江一些有很好工作的朋友说要往后退的原因。我当
时与谢万军通电话时说一个人能挑五十斤,就挑五十斤,千万不要挑二百斤,
那是挑不动的。 .我不信中共当时会同意成立反对党。所以当山东谢万军跟海
外媒体宣布山东民政厅在满足五个条件下同意注册时,我是置疑的,这也是我后
来与浙江的几个热情推进的同事有一些分歧的原因,当时浙江的大多数朋友跟我
的判断是相近或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很少出现在媒体上的原因,因为我
的那些朋友已不再将我个人的事情提供给媒体。

如果,我后来不与王策见面,那我1998年可能就能避免判刑,像浙江的王东海、
林辉、王培剑、程凡、陈树庆、周涛、余元洪、高烨矩等人以及北京的任畹町、
赵昕、马少华(89年北高联常委,89那年我们共过事)、河北的翟伟民(89年北
高联常委)、安宁(89年北高联常委)等人一样,98组党活动我就不重要了,因
为如果中共专政顽固派不判我的话,国际媒体当然不会报道我。所以从这一点上
说,我98年组党的重要是中共抓我、判我刑之后国际媒体报道的结果。当然如果
警方在5 月8 日不放我回杭州,也像胡石根一样被判20年,由于我89年的背景以
及我的一些朋友的呼吁可能我会比胡石根多一点名气。如果当年8 月30日警方不
放我回家,而是判我15年,也就没有98年中国民主党后来的继续。我大概在媒体
上有一段时间可能被称谓英雄,或者被骂为没有头脑什么的。反正我必须为
我的作为承担责任。

等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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