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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生呀,你的所说所问让我流了泪

08/23/04    顾则徐    新世纪

读淮生《我对六四难属及民运人士的疑惑》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论是否在纸质媒体和影视媒体上显身,但凡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必是在网络媒体上出现。出现在网络上的中国真正公共知识分子里,只有一个农民,这个农民的名字叫淮生。

淮生本是农民,是生长在淮河边的农民。淮生不是农民,是在北京摆铺子做小生意的生意人,算是小商人。淮生终究是农民,是北京的外来人口,是携着妻儿到城里讨生活的盲流。淮生不愿是农民,以键盘为笔做起了公共知识分子。淮生终于还是农民,他告诉人们中国农民的实际状况、求解放的真实想法。

淮生的文字总是谦卑的。他不以为自己有知识,不象我等所谓的知识分子,把逛街就可以看见的事实说成是知识。他不以为自己有学问,不象我等所谓的知识分子,把人本能就有的吃饭、走动、言论、尊重说成是学问。但他谦卑的文字,总是让我少有感动的公共文字中的一个。今天读他《我对六四难属及民运人士的疑惑》一文,竟是流出了眼泪。

中共的历史,是不断进行政治清洗又不断进行平反、昭雪的历史。淮生从中共曾经给右派脱帽、让知青回城进行补偿的故事里,判断中共总有一天也会给六四、民运类似的待遇。但他告诉我们,中共从来没有给农民平反、补偿过,而中国农民所遭受的远远要甚于右派、知青。淮生说的事实很让我悲伤。我悲伤的不仅是事实,更悲伤这是永远的规则,在中共的治下,不论补偿,即使一声道歉,农民也是不能够得到的。中共是马列主义的政党,其基本的教条是把农民看作落后、愚昧的阶级,因此,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必然是要剥夺农民。俄国布尔什维克是举行了城市暴动后进军农村剥夺农民;中国的农村革命道路更是依靠剥夺农民起家,而建设至今仍然依靠剥夺农民获得成本优势,将来也还必然是要这样。

淮生告诉我们,解放的右派、回城的知青本应该是最了解农民疾苦的,但他们一当解脱了自己的苦难,进入了城市,掌握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权力,又恰是压迫农民的分子。这是事实,这事实让我觉得悲痛。淮生或许不知道,无论右派还是知青,在中共的政治集权、思想集权、教育集权、文化集权、经济集权、人身集权等等集权之下,本是属于中共的体系或是依附于这个集权体系的分子,虽然他们曾经是中共的被清洗对象,但这种清洗本质上属于内部的清洗,他们至少在对待农民的问题上,其立场、观念与中共有着一致性。他们在表达情感时也许会爱农民,但一当站到集权主流地位落到行动,必然压迫农民,甚至,由于农民的天地曾经是他们的受难地,他们的压迫会在理性名义下空前冷酷。

淮生以农民的朴素对六四、民运人士表示了自己的敬仰、支持,但他问:建立一个基本公正、基本正义的中国的使命,有没有纳入你们的计划?让生活在中国土地上所有的同胞摆脱奴役命运,有没有纳入你们的计划?你们作为城里人,是否把拒绝接受不义、不公正的优待(相比于农民),纳入你们的计划?他问:你们成功了,诉求实现了,你们是否会像知青、右派那样维持着对农民的冷漠、对农民权益的排斥?淮生的问题让我觉得悲哀。我的悲哀,是我看出,淮生的问题不能得到肯定的回答。六四、民运人士所行的运动,不是民众的运动,他们行的是精英的运动。昨日我还跟一个历史学家谈起相关的问题,我说六四虽然堂皇得多,但仅从涉及社会阶层和民众运动的角度,比之五四衰退了不止千万里。精英运动的狭隘性反映了运动者政治意识、社会意识的狭隘性,不仅农民,甚至工人、普通市民也不能纳入他们切实的计划,而成功了,对农民而言,遭受精英主义的歧视一定难以避免。

淮生呀,你的所说、所问,让我流出了眼泪。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农民的问题要靠农民自己解决,别人所给的,即使给了也只能是要农民承认了是奴才后的赏赐。而这赏赐,在中国也是很难得到的啊!


我对六四难属及民运人士的疑惑

淮生

15年前,从学子体内流淌到天安门广场的血,已随着风雨的冲刷、随着广场地砖的更换而不见踪迹;在风雨冲刷不到的角落、在许多人的心里,六四的血痕依然没有风干;天安门母亲丁子霖等诸君为恢复真相、回归正义这一目标的实现作了不懈的努力;一些境内外的民运人士,在著文办刊,在启迪民智。他们的点滴行动,无疑是在造福中国。

可是,作为一个一直在奴的状态里苟活过来的人,我不想隐瞒我对你们的疑虑,我要说出来。我想知道:你们对正义的诉求、你们争取的,除了让自己身上遭遇的那块有待回归的正义快点回归过来,获得平反、道歉、赔偿,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我想知道:建立一个基本公正、基本正义的中国的使命,有没有纳入你们的计划?让生活在中国土地上所有的同胞摆脱奴役命运,有没有纳入你们的计划?你们作为城里人,是否把拒绝接受不义、不公正的优待(相比于农民),纳入你们的计划?

无疑,你们的要求是正义的正当的。在现代社会,任何受到非法加害的群体,有权要求获得赔偿,这是受害人应该拥有的最起码的民事权利。我预测:你们天安门母亲、民运人士,你们的诉求一定会得到满足。这在中国是有多个先例的。

中国有曾经的两个群体:右派和知青,你们和他们的经历有非常大的相似之处:先是政府使他们遭受了磨难(或者说劫难);之后,随着施暴的领导人的驾崩、继任的领导人上台,拿出霹雳手段,在精神上抚慰受害者、经济上补偿受害者。由上面两个群体的遭遇,我们可以概括出两个凡是:凡是城市人遭受的侵害,必定会得到补偿;凡是城市人遭受的冤屈,必定会得到昭雪。(相反,政府对农民受害群体进行补偿的事从来没有发生。)

我们看到,55万的右派脱帽后,共产党政府动用国库资金为他们补发工资,归还房屋等财产、动用党的喉舌媒体为他们恢复名誉、并让他们重返领导(工作)岗位;1800万知青返城后,党国政府动用了国库资金,动用所有的社会资源,为他们提供经济补偿、打造就业岗位、追加工龄。

右派、知青从干校、从牛棚、从插队的乡村回城市后,他们身上的不公和伤害得到救济后,中国社会谋求公正的努力进程噶然而止。他们回城20 多年过去了,中国有根本变化吗?没有。中国还是那个隔离的中国、黑暗的中国;农民,作为隔离墙外的贱民,依然维持着奴隶般的生存状态,如牛马一般绝望地挣扎在这片鸡形的土地上,生不如死。

让人遗憾的是:右派、知青中有许多人,从来没有想到应该为扭转邪恶、铲除不公做一点点的事。经历了在农村的耳闻目染,他们实际上是当时中国最清楚农民生活有多惨的一群人,可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得势后悍然加入进了坑害农民同胞的行列。举例说:北京、上海、全国几百个城市,仅仅在就业领域就出台了上千个排农法案(这是本是人杜撰一词,农指农民;由排华法案一词引申而来)。在中国的首善之区,北京1998年出台本年度禁止和限制外来务工人员就业的三十六个行业、一百多个工种这样的臭名远昭的法案在城市地方人大能获得通过,就是经过包括当年右派、知青在内的城市精英(这时以市人民代表身份出现)的手投票通过并施行的!并且,除了就业,他们在教育、医疗、社保等诸领域的表现莫不如此。他们这些中国受教育机会最多、知识最多的人们真的不知道出台这样的坑害自己同胞的法规是不合乎宪法、不合乎劳动法、不合乎国际人权法吗?他们知道可是为了获取非法的优待、固化这种优待、固化他们人上人地位,他们不惜施暴于农民,参与剥夺自己同胞的谋生机会,迈向幸福的机会,成为庞大的食人机器上一颗冰冷的螺丝。他们成为旧秩序的捍卫者,成为新罪恶的制造者。

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一些知青作家在知青文学里吹嘘,说他们是中国社会的中坚:他们里中有多少的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少的人是经济学家、作家、官员(有的当了文化部长);他们,加上右派,为回归中国社会正义都做了些什么?!

他们争取获得权利救济与补偿,这没有错;他们中那么多人参与践踏他们之外阶层人民的法定权益,这让人齿寒。

农民作为中国的贱民,在遭遇右派同等、或者更残暴侵害的时候,是从来没有获得补偿机会的。批斗右派时,被逼死或杀死的也许超过千人;知青,由于红太阳目的是让其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折磨他们的是流放与劳役之苦,而不是杀戮之祸;而农民也就是被那些杀手划成地主、富农的人、那些不幸投胎进了地富之家、一出娘胎就带原罪的人对他们的遇害,缺乏一个全国的统计数。但是仅仅是广西农村,因为阶级成分不好被杀戮的农民就有10万(这里面也包含了少量非农民的受难者);从广西农村可以想见全国农民的受害情况;如湖南道县、北京大兴,都有类似的血腥;作家郑义在做调查时悲愤地说,地富死时的悲惨程度远超过落入纳粹魔爪里的犹太人;郑义先生的文章告诉我们:一些红色屠夫通过对悲惨农民的人体器官进行反复烹制和比较,得出了结论:人肝的吃法,烤的比煮的更香更美味

当年,中共在对五类分子的进行赔偿的时候也是作了城乡区分的:作为受害最严重、最悲惨的人群,五类分子中属于农民的那类,永远不能指望像许多右派那样获得补偿、获得被没收的房产的退还;而他们的死亡人数、受迫害强度之惨烈、之持久,是右派、是任何别的群体不能比拟的。

有地就是有罪,有产就是有罪,并且是该判死罪的理由这是当时的逻辑,当时的刑法原则。可悲的是,一些遭到灭族的有地农民(我说的是有地农民!),他们的冤屈已随风而逝,无产者斩草除根式的杀戮方式(连处在哺乳期的婴孩也不放过)已使得许多家族中没有遗漏活口为他们鸣冤,不会有人记得他们的遇害细节;一些侥幸逃过灭门之祸的幸存者,即使是他们想喊出冤情,生活的重压使他们抽不出精力;即使有精力,也可能没有记述的能力;即使有记述的能力,他们血写的史实也难以找到发表的渠道最可悲的是:作为劫后余生、作为受害最深的死难者遗属,他们还得被强迫为充盈国库作奴工,为那些受害次深的受难群体提供赔偿所需的财政来源。

右派受到了不公、非法、非人道的对待,当时的政府使那么多中国最稀缺的精英死于非命。这自然是我们民族的惨剧,凶手是毛和他的一些同事。但是我今天的主题追溯的不是这个,而是要说:任何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知识的人、没有话语权的人,他们和博学多才的、和有话语权的精英相比,生命是等值的。他们的肉体痛苦也是痛苦,他们的精神痛苦也是痛苦。在挨饿的时候、在挨鞭子的时候、在被活埋的时候、在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时候,煎熬的感受是一样的。在杀戮既成历史、在谈论谁是最大受害群体的时候,我以为不该考虑死者知识储备的多寡,唯一的依据的是死者人数。

中国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不是说这个庞大的草根群体就不能受苦。苦了几千年,苦过了毛周时代,苦了江李时代,经历过几千万几千万地被饿死、几十万几百万地被杀死、现在仍是以每年近三十万的人口的规模被现实逼死(指农民对恶劣生存环境绝望而实施的自杀), 天下已经没有什么苦值得农民怕的了。

我没有奢望受害农民在自己的国家获得平反昭雪、赔礼道歉的一幕会出现。我是不敢奢望。我了解中国农民的处境。假定(我说的是假定):今天,北京有一笔补偿金让受害的广西、湖南道县那些曾经的、遇了难的有地农民(地富)的继承人来领取,恐怕有许多人付不起来京的旅费更不说他们有钱,去支付追查杀戮真相所需的财力了。这是一种深切的悲哀。

我知道,民运人士、六四难属,你们是中国真正有力量的群体(似乎不比当年右派的力量小。)有信息说,中南海已有人因你们的抗争、为逃避罪责而焦虑;我也敢肯定那些强人们不会为你们之外的其它中国受难群体皱一下眉头。你们实现诉求是指日可待的。我只关心一点:你们成功了,诉求实现了,你们是否会像知青、右派那样维持着对农民的冷漠、对农民权益的排斥?

我只关心一点:你们能不能肯定,你们不会是下一个知青群体、不会是下一个右派群体?

我自认为是中国农民中对你们有较多了解的那部分人。即便如此,我依然对你们存在疑惑。

因为,号称社会良心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的日子里一直在心安理得地践踏良心、践踏社会公正;

因为,在你们公开的信息中,我依然没有机会,找到获取明朗答案所需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