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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人权口号的提出和发展
--给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Vogel教授的信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
尊敬的Vogel 教授:
  
最近读了您的《与中国共存二十一世纪的美中关系》的中文本,收益很大,
但其中有一个您强调了几次的观点,我作了些思考。请原谅我写信给您向您请教。
  
在著作中您提到:美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并未对违反人权表示关注,
现在为什么变得越来越讲究意识形态?您又问:自相矛盾的是:七十年代
初,当上百万中国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或被遣送劳改营时,美国对中国侵
犯人权未加重视;如今中国变得开放多了,这一问题却成为美国新的关注焦点。

我的看法是:

    1
、不错,七十年代前,对于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更
关注的是苏联,批评最多的也是苏联。这只是因为那时的苏联是人类自由和尊严
的最直接、最庞大、最危险的敌人,它是布尔什维克专制制度的输出国。中国共
产党仅仅是它的学生。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人权的迫害,正是在保卫列宁主义反对
修正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只有首先解决了苏联的问题才可能解决其它共产专制
国家的侵犯人权问题。毛泽东的哲学说:在事物的诸种矛盾中,必有一种为主要
矛盾。在解决了主要矛盾之后,次要矛盾便可迎刃而解。即使依据这个哲学,那
时的美国首先关注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的人权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2
、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千百万的中国人人权遭到迫害,美国
未加重视,其实更根本的原因在于那时的中国人民自身从整体上说还没有觉
悟。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加于自己身上的迫害是一种制度性的迫害。他们更多
地把它理解成一种对个人的委曲,一种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冤案。比如,遇罗
克、张志新是文革中一般群众受迫害的典型事例;刘少奇是共产党高官中受迫害
的典型事例。但我们可以想象,若那时的美国政府以他们的案例为由谴责中国政
府迫害人权,则一定不会受到他们的欢迎。他们不会因为这种迫害而要求改变共
产极权制度以维护人权。就拿李一哲来说,我们因撰写了社会主义的民主
与法制大字报而遭到迫害,但我们同样不会欢迎美国政府的声援,因为我们那
时会说:我们要求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人权。这就
是文革中一般中国人民的觉悟状况。在这种状况下,要求美国政府更加关注中国
的人权,是苛刻的。

    3
、中国人民在人权问题上的觉悟划时代的标志,是一九七八年底北京民
主墙上出现的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起草的中国人权宣言。《探索》杂志魏
京生撰写的《人权、平等、民主再论第五个现代化》和贵州启蒙社黄翔起草的就
中国人权问题致卡特总统的信。
  
这些文件和信件出现在这时的民主墙上不是偶然的。民主墙是中国人民,特
别是中国青年为清算和反省文化大革命而自发形成的一个园地。在这个清算和反
省中,中国的先进青年们已经发现,文化大革命中成千上万的迫害个案,并不是
因为林彪、四人帮或毛泽东个人有什么神通,而是共产党专制的制度使然。是这
种共产极权的制度使人民处于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悲苦无告的地位。林彪、四人
帮、毛泽东也正因为凭借了这个制度,才得以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因此,要保障人权就要改变制度,这是民主墙的结论。我们知道,民主墙的
许多老战士甚至民主墙本身与邓小平是有过一段对四人帮和凡是派的统一战线的。
邓小平很欢迎这个统一战线,他曾热烈赞扬过民主墙。但他们很快就分裂了。分
裂的原因,就是上述的结论。邓小平在一个短暂的时期,是这个极权制度的受害
者,但他很快就成了这个制度的第二代代表者。他的阶级利益不允许青年要求改
变这个制度。
  
黄翔致卡特的信呼吁这位美国总统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这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的人权当然要由中国人民自己的奋斗来争取,但也必须要有国际的援助,正
如孙中山、李大钊当年也呼唤国际的援助一样。邓小平访问美国。卡特总统很高
兴地对邓小平说,他看到了这封信。这封信来自中国人民。他愿意帮助中国人民。
这就是美国政府对华人权外交的开始(请参阅那时中国的《参考消息》)。这也
可以回答您和许多美国知名人士关于为什么美国政府在中国文革时没有关注中国
的人权问题却在中国开始改革之后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的疑问。你们可能忽略了
这段历史。

    4 、Vogel
教授提出了个疑问:中国政府经历了一九八九年六四的镇压后,现在已经有
了很大的进步了,为什么美国政府还要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人权问题上呢?

我的看法是,中国的状况,包括它的政治状况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是中
国人民近二十年来艰苦奋斗的结果。但我们要问,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极权统治,
从任何方面的本质特征来看,它发生了什么变化没有呢?它放松了一点对人民出
版自由的钳制了吗?它放松了一点对人民集会结社的钳制了吗?它放松了一点对
异议人士的人权活动、政治活动的钳制了吗?一点也没有。
  
对于这些钳制,有人喜欢拿它与林彪、四人帮时期相比,证明多少还是宽松
了,进步了。但比胡耀邦时期,甚至赵紫阳时期又如何?那还是严厉了。这说明
中国的人权状况在六四以后至今的确不是进步了,而是退步了。起码还远没
有恢复到胡、赵时期的水平。我们也看不到江泽民集团愿意恢复到这个水平。他
们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喜欢为中共辩护的中国学
者,他们没有想到,他们总是拿江泽民的统治与林彪、四人帮法西斯统治相比
以证明进步,而不敢与胡、赵相比。他们这样做本身就是把江泽民归到林彪、
四人帮一类去了。
  
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目前政治状况的任何一点进步都是中国人民的奋斗和
国际的关注、压力的结果。为了中国的继续走向实质的进步,就要保持这种对中
国人权的关注和压力,而不是转移它,取消它。任何以中国人权有了改善为
理由要求取消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压力,都是不利于中国人民而只有利于中国的统
治者的。
  
当然,美国和各西方国家有他们的国家利益的考虑。那么政治家和学者就坦
白说这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好了,最好不要把中国政府描绘成开放多了,
好使自己与中国政府握手时心情愉快。因为我们明明看到的事实是,从上海到北
京,到广州,到重庆。到全中国的几乎各个省市,共产党极权政府今天还在不断
把一个又一个和平表达反对意见的人士关进劳改营里去。

我不知道我的这封信是否有点道理。我相信Vogel教授会很欢迎各种意见的
讨论的。

    王希哲
    1998年6 月12日
Vogel 教授即傅高义费正清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