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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茉莉女士和朱学渊先生的讨论

茉莉和朱学渊的讨论,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我们不能苛求我们的前辈,也不能苛求我们的同时代人,但是,我们有义务恢复历史。

有时候,历史会让整代整代人搞错方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产生以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典型。这个逆人类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逆流,却被许许多多人误认为是进步潮流。许多代人,许多西方知识分子,中国自共产党产生以后的几代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往往被这个反动潮流所迷惑,所挟裹。尤其是"解放以后"即中共建政以后,在中共愚民舆论绝对控制下,整代整代知识分子,几乎全部搞错了方向。他们的错误,当然主要应该由历史来负责。但是,究竟在什么程度上由历史负责,什么程度上由他们自己的人格和认识缺陷所造成,仍然要分清楚。

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义务恢复历史。我们非常尊敬那些在中共极端专制条件下敢于反抗的人们,包括这些被打成老右派的人们,包括彭德怀这样虽然赞成反右派,但敢于反对大跃进的勇敢正直的人们,以及这些年来从共产党中分离出来的老年和青年自由知识分子,包括仍然赞成马克思主义和主张伪改良主义但敢于反抗的人们。但是,我们不能赞成把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从事的反动活动,说成进步的革命经历,一味赞扬他们"解放前"在共产党中的"光荣历史"

同时,历史和历史观也是发展的。以鲁迅为例,从共产党的历史观,是被神化的。鲁迅也确实有他文学上的成就。但是,就历史进步和反动这一点看,他的后期,尤其是1920年代后期以后,他究竟站到反动历史逆流一边,还是站在进步一边,不是明明白白的吗?即使备受称赞的"改造国民性",他又要往那个方向改呢?

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应该深刻反省,反省我们受共产党毒害的一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吸取教训,从中共毒害中走出来。

 --徐水良 2004-8-9

网路文摘按语(六)

1、《对茉莉和朱学渊争论问题的意见和讨论》按语

[]看来高寒和胡安宁(余大郎)是站在自己立场,把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对历史的认真反思和反省,以及道德和是非评价三个不同的问题混在一起了。不过茉莉女士的第一篇文章本身也有这个缺点。但对我们而言,重要的问题不是道德和是非评价,而是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特别是倡导全民反省,吸取教训。倡导全民反省决不是抹杀历史的客观原因,更不是抹煞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滔天罪行,全民反省是为了全民提高,总结教训,防止类似历史错误,历史罪行重现。不是消极地评评过去功过,而是积极地面对未来。正像日常生活中,罪犯犯罪损害社会,但社会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一味消极地谴责犯罪,而是寻找导致犯罪的社会自身原因和社会在预防犯罪中的缺陷,吸取教训,预防、杜绝或减少犯罪。

--网路文摘编者 2004-8-10

2、孙丰《奥运之火也未必"不邪"》按语

[编者按]科学本身不会产生负作用,能产生负面作用的:一是谬误和缺陷,包括科学中包含的谬误和缺陷,即科学中包含的非科学和反科学的东西;二是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和应用中产生的谬误,科学的应用就是技术;三是人们对技术的应用和应用方式的错误。共产党不仅违反科学,而且也把科学技术应用中的负面作用发挥到极致。

正像本文说的,共产党能不能活到2008年奥运之后,现在还完全是个未知数。

--网路文摘编者 2004-8-9

3、田晓明《谁把亚洲足球冠军杯送给了日本》按语

[]球赛本来是纯体育的活动。可是,中国官方总是要把体育和政治挂上钩。取得胜利就是"党和国家的英明领导""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并且无一例外与为国家为民族争光挂上钩。年纪大一点的人,大约都还记得中共大力宣传多少年的徐寅生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打球之类的长篇文章。他们强行把各种政治因素注入和干扰体育,为体育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这次输球,无论是从从本文描述的具体因素看,还是从宏观因素看,中共都必须为他们的政治干扰负责。中国的球迷应该向共产党算账。

 

--网路文摘编者2004-8-9

突发事件和人民起义

徐水良
2004-8-8

(一)

孙丰先生《郑州血案召唤人民起义》一文,把一个不应该回避、也不能再回避而必须认真讨论的问题,提上讨论日程。这里,我根据自己三十多年来对这个问题思考和研究,谈一些简要的看法。

中共建政以后,尤其是文革中暴露的大量现象,使少数思索中国问题的人们,认识到中国的现状是官僚阶级的统治。当时对中国这种现实的评价这一点,我与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基本一致,但对解决这个问题方法的看法,却是相反,他们左的一翼主张加强专政,我是右的,不赞成加强专政,倾向温和,倾向民主。因此对中共派别,他们左的一翼选择倾向毛泽东林彪四人帮而反对周恩来,而我们则相反。我们浙大和浙江不少朋友,反对毛,林,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倾向周恩来。后来的四五运动,正是这右的一翼引导的产物。

林彪的垮台,宣告着毛泽东极左的继续革命、强化专政和接班人理论的破产。当时我与一些朋友回杭州参与解决浙江有关问题,有浙大同学问我今后方向,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两个字:"民主"。并开始撰写《为自由民主而奋斗》一文,后来改成《反对特权》。1973年我再次回杭州,对杭州有的朋友描述未来,认为二十年之内,世界社会主义将崩溃,由于文革教训,中国将先于其他国家变化。其间,将经过两次以上的巨大冲突,第一次巨大冲突,将导致专制板结的社会开始松动,人们将开始与政府对立。第二次则有可能解决问题。这些预言与后来复杂的变化相比,有点简单化,并且由于一些特殊的客观原因,中国的冲突导致了苏东变化,而自己却没有率先变化。但其中蕴含的突发事件或全民起义解决问题的预计,却为其后的历史所证明。

1975年我在南京市中心贴出的大字报,再次肯定未来的变化,将会采取突发事件的形式,采取1974"浙江人民反对翁森鹤等新官僚的形式"。(浙江反对王洪文翁森鹤等,采用了突发事件形式。此外,还有以民间武装对抗官办"民兵指挥部",打下全省大部分地方的做法。)

1980年我在民办刊物文章中,分析了改良道路和革命道路的问题,指出在中国,由于中共官僚的特殊特点,最后以改良道路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很小,而走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很大。后来检察院起诉书为此指控我"叫嚣在中国进行革命"1981年在监狱中写给官方,要求递交胡耀邦的长文《批判四个坚持》的附件中,我强调:"十年之内,中国必然会发生类似波兰的大规模冲突"

这些,都讲的是突发事件,包括人民起义。

这些结论,是基于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中共统治,是特别专制,特别死板的社会,以及毛泽东孙中山式的武装革命已经过时,这两个判断。

到海外后,我把类似苏联东欧等等以突发事件和人民起义的方式,很短时间内,很少暴力和流血,迅速改变社会,解决问题的方式,称为"庆典式革命"

历史上真正的革命,如果不包括共产党毛泽东之类的假革命,那么,其中大多数是由突发事件开始的。其中有不少,突发事件还转变为人民起义。包括美国革命,即独立战争。

(二)

时代不同了,任何稍有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出,毛泽东孙中山式的武装斗争已经过时。在现代化武器、交通和通讯的条件下,这是显而易见的。那种占领地形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时代,已经过去。几架火力强大的武装直升机,就足以攻克万夫当关的险要。在对手的军事力量已经稍为现代化的条件下,头脑正常的人们,没有人会提倡打游击。以"革命"为名,到处提倡打游击,搞恐怖,搞暗杀,挖祖坟,炸桥梁的人,或者是走火入魔,或者是别有用心。其结果,是:一、如果走火入魔,就是败坏政治反对派和革命的名声,二,如果别有用心,不仅败坏名声,而且是诱使激进分子走向死路,或者直接就是布网诱捕国内激进分子。所以海内外朋友,尤其是国内朋友,特别要警惕这些人,防止上当受骗。

近二三十年当代世界的历史证明,绝大多数当代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都采取了突发事件引起的庆典式革命的形式。庆典式革命成为专制走向民主的通例。和平渐进改良的形式和暴力革命的形式,都成为特例,而且这些特例都是面临强大外部压力的小国所采取的形式。大国,尤其是独立大国,几乎都采取了庆典式革命的形式。

所以,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以突发事件或人民起义的形式,来解决中国问题。

(三)

突发事件往往自发产生。人民起义则可能由几种情况产生,一是由突发事件转化而来,二是由长期的宣传和组织产生。突发事件往往也有长期宣传作准备。

因此,为了以突发事件,人民起义,庆典式革命来解决问题,首先需要的,就是要进行长期的舆论准备。使人民认识到社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它的根源,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解决问题时应该采取的策略,并且努力使人民对突发事件,人民起义,庆典式革命等等有相当的认识,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

在共产党顽固拒绝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甚至连微小的政治改革也不愿进行,并且顽固侵犯人民权利,把国家,把社会,把民族引向危险,破坏道德,良知,秩序,文化,社会公平,社会正义,破坏人的生存环境,使它们面临崩溃的时候,人民必须有勇气,以全民起义,主要是和平的起义,来挽救国家和民族。

在当代,当全国人民取得高度共识的时候,全民起义是完全可能的。这种主要是和平的起义要取得胜利,必须争取武装力量保持中立,或者反戈一击。而中国的武装力量,虽然没有国家化,还是由中共控制,但是,根据全国军人及其他武装力量人员,几乎与全国老百姓一样,痛恨共产党的情况,他们中的大部分,到时保持中立或反戈一击是完全可能的。六四时期,已经有部分军人反抗中共,有一些军人要求起义,投向学生,可惜幼稚的学生不顾他们可能面临的危险,不负责任地把他们推回中共。今后不应该再做这样幼稚又这样不负责任的傻事。必须向军队和武装力量进行尽可能多的合适的工作,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同情。由于军事技术的进步,当代世界的武装力量是极其强大的力量,几百人上千人的军队,就可以控制一百万和平的平民,几十万上百万军队,就可以控制全国老百姓,任何轻视军队的看法,都是错误的。

当自发产生的突发事件发生,并且条件成熟时,就要不失时机地把它引向人民起义。尤其是全国性的特大规模的突发事件发生时,更不应该像八九幼稚的学生,幼稚的"精英",胆小的党内"开明派"那样,根本没有准备,没有勇气,白白浪费和错过时机。如果未来运动的领导人再错过时机,就是对祖国,对民族,对历史,对人类的犯罪!

让我们进行舆论准备,让全国人民都作好必要心理准备,准备条件成熟时,实行全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