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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运中的革命和改良
徐水良
 
    在中国,中共的法西斯统治,极端专制,空前残暴野蛮。苏联斯大林
已经非常残暴,毛泽东还嫌其不够,还嫌其放弃或削弱阶级斗争及无产
阶级专政。因此,凡是反对中共比较激烈的人,都难逃其劳改、虐待及
至杀头的命运。为了求得生存,中国的反对派们不得不采取极其温和的态
度,小心翼翼,以求生存。此外,还有不少投机分子,既想出风头,又不
想担大的风险,大浪一来,浮上水面,作为盖住民运主流的泡沫,混迹於
民运,被称为著名民运人士民运领袖。他们内在的怯懦和不断
的左右摇摆,自然不可避免,因此,中国民运从一开始,就带着历史上同
类运动中少有的怯懦和软弱。
     在这篇文章里,我将批评这种怯懦,但这里决没有苛责的意思,相
反,我非常同情这种怯懦。几十年来,我亲身经历了中共的残忍和暴虐,
深知它们是怎么回事。因此,这里的分析,从我本人的感受开始,结合本
人经历来谈。
     我是一九七三年投入民运的。那时的情况,与七九年民主墙及其以
後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投入民运,必须充分准备掉脑袋。并且直到一九
七八年中共三中全会之前,凡是敢於直接反对中共专制,尤其是敢於直接
反对毛泽东的人,几乎都被杀了头。本人从浙江大学分到南京,由于反对
浙江省革委会及其负责人南萍陈励耘,并由于私下里讲了一些反对林彪四
人帮的话,浙江省有关部门多次到南京抓捕,因许世友与浙江有矛盾,下
令保护,才免于被捕。而在一起的同学朋友,则纷纷被捕入狱。因此,我
投入民运时,虽然内心里对毛泽东已相当蔑视和憎恶,认为他到处不懂装
懂,胡说八道,还要强迫人们崇拜他,不崇拜就要杀头,但却处处小心翼
翼,避免恶攻嫌疑。那时,一批批恶攻罪犯被公开枪决,1970
年,本人就亲眼看到过一次枪决八个这样的犯人的情况。当时的人们,尤
其是有我们这样思想的人,所感到的恐怖气氛,和内心里的恐惧,未来的
人们,大约是很难想象的。
      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五年,我写了二十多万字的大字报,小字报
和文章,都是论述中国(及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说明问题
在於制度,在於特权官僚专制制度,必须实行民主制度。其间理论批判
的矛头,处处指向毛泽东思想。我把它称为一个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象江苏的理论权威陈绍辉在大会上批判的那样,徐水良把毛泽东思想,
把毛主席继续革命的理论都批判完了,全部否定了。但我在批判毛泽东
思想时,却不得不打起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在蔑视和憎恶毛泽东的时
候,却必须大力颂扬毛主席,在批判共产党专制的时候,又必须大力赞扬
无产阶级专政。入狱前,省委书记彭冲许家屯宣称,批不到徐水良,
就不是共产党员,但许家屯先生在全省转播的五台山十万人大会上对本
人的批判,还算客气。然而,在狱中,我除了公开批判四人帮外,还不小
心表示了一点对毛泽东的蔑视,就马上被戴上背铐,及到四人帮垮台。如
果不是四人帮跨台,脑袋能不能保住,大有疑问。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
由南京发起,我的大字报被朋友们称为南京四五运动的先导,南京一些被
捕的人员,包括当时已决定判处死刑的人,被公安当局称为徐水良的同
,而作为同伙的首犯,其命运,自然不妙。及到一九七八年,南京老
百姓要求释放本人,许家屯先生还一再指示对本人批判严惩,指示说,
水良虽然反对四人帮,但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
专政。
      在我的第一份大字报以后九个月,出现了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由於
地靠香港,并由於赵紫阳大量印发,这份大字报造成了世界性的巨大影响,
但其所带同样的弱点,以及理论上的深度、和彻底性等等,并不比本人好,
甚至与本人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王希哲先生说他们当时还崇拜毛泽东思
想。由於广州比较宽松,他们的处境也比本人好一 点,但无论如何,当
时中国的残暴和严酷,是世界历史上少有的。
    七九民主墙,情况虽然宽松一点,但人们对中共的暴行记忆犹新,内
心仍是充满恐惧。七九民主墙时,有两个人是公开鼓吹革命的,一个是笔
者,从投入民运开始就鼓吹革命,我在一九八零年所发表的文章中,曾对
比中共和苏共,认为苏联走改良道路的可能性相当大,而中国,走改良道
路的可能性很小,走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很大。为此,一九八一年被捕,起
诉书指控本人叫嚣在中国进行革命,我在法庭辩护时说:白纸黑字,
起诉书承认徐水良是革命的,而检察官是的反对革命,也即反革命的,以
反革命罪受到指控的,应该是检察官。检查官为此颇为狼狈。
    另一个鼓吹者是陈尔晋,不过陈尔晋的革命带着比较左的痕迹,拥护
毛泽东思想,要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我则反对这些东西。此外还有杭州、
长沙等少数朋友有与我们类似观点,但似乎没有公开论述。七九民运的主
流,从北京到广州,从武汉到上海,基本上都是不赞成革命,而主张改良。
象王希哲先生出国後声明的那样,他过去一直不反对共产党,今後要反对
共产党了。形象地说,对共产党专制制度,当时他们是补台派,而我
们是拆台派。当时补台派是绝大多数,拆台派只有极少数。
    总的说来,中国民运并不是老百姓中最坚决的反对派,而是比较温和
的反对派。这是因为中共给坚决的、及激烈的反对派的活动空间极小,他
们或者很快被捉,或者预见必然的坐牢的前途,於事无补,而对当补台
又没有兴趣,对当骨子里非常软弱,却吵吵嚷嚷,争出风头的补台
更没有兴趣,於是索性就保持沉默。包括本人,也常常嫌恶混迹於
台派中,常对他们的活动不感兴趣。特别一九八九年六四以后,如果你
听到老百姓的论议和牢骚,其反对共产党专制的坚决和激烈程度,往往超
过民运。
    一九八一年,中国民运中的拆台派,一律被捕入狱,退出民运舞
台,中共给他们的活动空间本来就非常小,民间大量的拆台派,无法
进入民运舞台。同时,草根出身,出自民间的补台派、改良派,也或
者被抓,或者被压制,也基本被迫退出民运舞台。这时,争取民主的舞台,
就剩下了当时官方的改革派中的少数人,包括其中一部分知识精英
官方改革派的大多数,不过相当于清末的洋务派,邓小平相当于慈禧太后,
但功劳不如慈禧,罪行又远超过慈禧。我在九六年发表的文章,曾论述过
这一点。由于中共实行的机制,是普遍的逆淘汰机制,贿赂经济淘汰守法
经济,劣质产品淘汰优质产品,奴才淘汰人才。因此,由中共树起来的
精英,大部分是没有骨头的奴才,留下的极小部分有骨头的,大多又是
只能跪着反抗的软骨头。真正硬骨头的,像许良英、方励之、严家其、刘
宾雁、林牧、丁子霖那样的真正的精英,真是少之又少。再加上中共
对文化的破坏,尤其是文化革命的破坏,一些精英的知识水平也非常
可怜,其历史知识,除了各种书籍中频繁出现的中国近代现代历史,还有
一点朦胧的知识,对世界历史是完全无知。於是告别革命的理论,反
对夺权的理论,以及其它的奇谈怪论,都出来了。面对中共的血腥屠杀,
跪着喊出非暴力的口号,要手无寸铁的被屠杀者放弃暴力的滑稽画面,
就出现了。这就是中国民运中非常独特的反对革命,攻击革命的思潮的由
来。在目前的中国民运中,怯懦的改良派往往推崇康、粱,其实,清
末的中国改良派虽然软弱,但也不像目前民运的改良派这样不肖,他们也
曾举行或企图举行武装反抗,企图以暴力进行改良,据有的文章介绍,当
时,甚至连远在美国的改良派,也曾建立六千人的武装。民国後,领导云
南反袁起义的,也是粱启超及其学生蔡锷等改良派的进步党人。而当前民
运改良派的改良,纯粹是一厢情愿的空谈。他们事实上是一种伪改良派。
    在大陆时,尤其临走前,我曾经告诉一些朋友,那些软弱的,反对革
命的,拼命向中共乞求、以致献媚的民运人士,一旦形势变化,顺利的时
候,一定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将会非常激进。结果,甚至出于我自己的预
料,这个预言非常快地有了兑现的例子,在国内民主党建党形势刚刚好一
点,他们中的几个代表人物,马上就非常冒进,马上走向另一个极端,并
开始抢夺成果。
    与此相对,目前中国民运中,还有一种冒险主义的革命派,甚至恐怖
主义的所谓革命派,不过目前都还停留在口头上。他们鼓吹冒险主义,
鼓吹少数人夺取县城,打游击,挖祖坟,炸铁路。不过,其中有的人,实
际是中共特情,以激进伪装来引诱和消灭激进反对势力。
    中国民运中的拆台派,有时被称为革命派,其实,他们与共产党
之所谓革命派,完全不同,他们认为,革命和改良都是人类必须,革
命必然包含大量改良,改良也必须以革命为後盾,两者缺一不可,他们既
反对攻击革命,也反对攻击改良。因此,他们既与反对革命的改良派不同,
又与反对改良的中共革命派不同。此外,他们也与冒险主义的革命派
不同,更与恐怖主义者相区别,他们认为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公敌。因此,
中国民运中的拆台派,实际上是革命改良的兼顾派。
    目前,中国老百姓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据中国官方材料,全国平均
每天发生游行、示威、骚乱、暴动等突发事件,高达三四百起,每年几万
起,但中共,却一直堵塞一切改良的道路,因此,中国走革命道路的可能
性,越来越大。而中国未来的革命,很可能是一场突发式的、基本上是和
平的、盛大庆典式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