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你好！

……

有很多从不相识的人，甚至德普都不认识的人，他们打电话、发邮件、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呼吁、帮助出主意，慰问等等，让我们家属、狱中人倍感温暖，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们的感激，不能用一个谢字来表示我们的心情。有多少双温暖的手，送走人生路上苦和忧，愿人间真情天长地久。 2004年9月9日我去二监看何德普，他和杨子立、靳海科、徐伟都在二监，那天我见到了徐伟的父亲（从山东来）、靳海科的父亲、母亲、奶奶（从河南来）。

由于政治犯们不允许与家人通电话、团聚、在一起吃饭，每月到监狱里只能隔着玻璃与亲人说30分钟话，由于徐伟的父亲来的日期不是接见日，尽管是从很远的山东来，也不能见上儿子一面，让一位满怀希望能看到儿子的老人，伤心的离去。

他们的父母年龄很大，大多文化不高，与儿子通信很困难，希望能在电话中听到儿子平安的消息，我和陆坤听说里边的人能给家里打电话，满怀希望的给他们买了电话卡送去，希望能让他们的父母听到儿子的声音，但是，由于是政治犯，取消了他们打电话的权利。

不仅如此，政治犯在里边还不能享有与其它犯人同等的权利，别的犯人可以每月买一百多、二百多元的食品，但是，政治犯们每月只能卖八十元的食品。由于，监狱中的伙食费是十几年前订的标准，每月每人124元，每天4.1元（包括水、电、煤、汽、炊具等费用），现在，物价每年长得很快，4.1元买不了什么食品，只能吃到黑馒头、烂菜“游泳”（几片烂菜叶漂在盐水里）。对于一个刑期很长的人来说，在食品上，长时间得不到保障，会营养不良的，身体慢慢会夸掉。

德普和子立都反映，在狱中，几年多吃不着食醋。醋能软化脑血管，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对人身体百利而无一害。对于一个常年坐牢，又不能劳动、活动、锻炼的人来说，能吃一点食醋，是非常有好处的。

狱中的囚徒打电话、团聚，是个人生活基本生活内容，属于人权条款范畴，而政府将人的最基本生活权利，变成了对囚徒的奖励，是对人权的误解，在“人权入宪”后，基本生活不应该再充当奖励的角色。

明年的一月一日就要出台新的监狱管理政策，在这里，我们希望，改善监狱的条件，改善囚徒们的生存环境，政治待遇，让他们享有人的最基本生活权利。争取在明年的新政策里，监狱的条件有明显的改善，提高囚徒们的生存环境，改善人权状况，共产党不是讲“与时俱进”吗，我们也要求囚徒们的生存环境能跟上时代的要求。

小贾

2004-9-10

贾建英

电话：011-86-10-68355230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庵大院9-1-5

Email-hejia111@hotmail.com

贺信彤贾建英通信录（2004.3.13-16）

贺信彤、贾建英

§§一、贾建英致贺信彤（2004.3.13）

大姐：你好！

3月12日上午，我去北京监狱管理局，找纪检处，传达室回答：在开 会，我坐在大门口的石阶上等，约5分钟后，跟踪我的其中两名警察（市公安11处的）从传达室出来，走进大楼，约20分钟后，从里面出来一个穿便装的约40来岁男的，问：你是反映问题的？你是贾建英？

（之前我没说过我的名字）他把我带到一间平房里（三个套间，我们在最里边的那间），跟着我的警察就坐在旁边的房子里等。两个男的一起谈，说是北京市监察处的。他们说：2月19日下午收到你的反映，2月20日我们2人就到大兴县的遣送处见到何德普本人，因他不认罪、不低头，不遵守监规，这在监狱里是不允许的，使劲按着 他的头让他低头的现象有，但是没有打他，他耳朵的听力是有障碍，但不是遣送处的警察打的，是法院的警察打的，我们权力有限，管不了，何德普可以起诉高法。具体的答复，遣送处会在3个月内答复你。

我说：何德普一直在发烧，还让他每天早5:30～晚8:30坐10几个小时的木板凳，健康的人都受不了，他病着还这样折磨他，他们说：他有病会给他看病，他已经不发烧了。

我说：他一直被专人看守，没有机会投诉打他的人。他们说：不认罪的犯人，就是这样。

他说：如果你有什么要求，或到规定探视时间不让接见，可以打他们的咨询电话：60277027。

我问：司法部在网上的解释算什么？他们说：这件事我们不知道。你谁也不用找，找我们就行。

我出来的时候，有一辆黑色轿车上的人对着我在录像。朋友们告诉我这是在给你攒材料。回家时，跟踪的白色轿车及那辆黑色的录像轿车一起跟到家门口。我很气愤，他们是那样的不讲理。

“3．8”妇女节那天，单位放假半天，市局的警察来了好几个电话，其中，一个电话是被我无意接到的。他问：她走了吗？贾建英什么时候走？她是吃了饭走吗？我问：“你们是哪？”警察说：“市公安局11处，你是ＸＸＸ吗？（就是大姐你见过的小Ｘ，ＸＸＸ承认她们两个人是监控我的，随时向他们[警察]汇报我的去向）”，我说“我不是小Ｘ，贾建英还没走，她在吃饭”。

大姐：我不恨这些监控我的人，他们是被迫做具体工作的，我遭遇的这一切与他们无关，通过在这些日子我见到他们这些警察起早贪黑的跟着我，吃不好、喝不好，甚至没有地方上厕所。我骑自行车走，他们也要骑车；我走路，他们也步行；我坐公共汽车，他们要站在车门边门被很多人挤着，他们挺不容易的。他们跟着我去超市，我告诉他们：应该吃点小西红柿，它含维生素多。如果没有地方洗，可以在我家洗。……，他们对我很客气。两会开完了我就会不被看着了。

陆坤3月15日被批准看望杨子立，她已经3年了没有和丈夫说一句话。

另外，徐永海3月15日在浙江萧山开庭。

再联系
小贾（200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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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贺信彤致贾建英（2004.3.13）

小贾:你好!

监狱管理局那3间平房里面我去过,跟他们谈过几次，有一次是跟他们的局长等八个人谈、又录音、又作笔录。我知道,去那里多么无奈；我知道去那儿，多么不得已；我知道去那里的苦辣辛酸。只有不得不去，才只得横下一条心，去敲那道门。丈夫在炼狱中煎熬，为妻的是豁出命去救人的，到了那里才知什么叫‘衙门’到了那里才知头顶着‘反革命家属’这沉重的帽子，到了那里才更明白自己的亲人面对的岁月是怎一个‘煎熬’、如何一个‘不堪’！他们给你录像，说明德普的案子得到外界的重视、关注，他们掌握资料也是为了应付外面，一旦有关人权组织询问，他们会说，你们看，我们接见了她呀……。他们在随时掌握你在做什么，我想，不是给你个人攒什么材料，这是属于德普案的资料。你做什么他们必须掌握，特别是最近两会期间。也是恐吓你。

但是，我们现在求得的是德普的安危有保障，重要的是德普不再受伤害，并与德普的尽快见面，已经有的病及时得到治疗。你对周边环境的妥善处理，做得好，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被迫”那样做的，有的人是例行公事，有的人则是自觉自愿的，不惜出卖良心并且落井下石，这要心中有数。在这种时候更能认清人的本质，人是分善恶的。

祝贺陆坤见到子立，问陆坤、子立好。

大姐（200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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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贾建英致贺信彤（2004.3.14）

大姐：

你看，下面的一点内容就是我在两会期间收到的ＸＸＸ内容，连题

目、日期都没有，什么都看不到，我的电脑一天最多能收到37个病

毒。

小贾（200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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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贾建英致贺信彤（2004.3.14）

大姐：你好！

你送的东西我收到了。

这个月我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了，（从德普出事一直没有人去住）今年初单位从“非典”的困境中缓解了，有了一点奖金了，所以目前生活没问题了，律师费已经还清。我知道，你们从各方面很为我担心，从你的来信、徐大哥电话的嘱咐就看得出来，请你们放心我能坚持，没有问题，没有困难。我知道你们目前很困难、很忙，很多事需要你们去做、去帮，我这里不要费心。

今天，我收到德普发来的第一封信，（他告诉我这是第二封信，第一封我没收到）是2月29日写的，告诉我每天学习的内容是司法部1990年11月6日施行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共58条，要求他们会背、会做，不准看书、看报，每天可以看北京新闻、中央的新闻联播。还让他们洗了一次热水澡。同时收到接见的通知，3月16日上午去看德普。我放心了，德普还活着。

上个星期，一直没有德普的消息，我多次的要求见面，都没有答复，又不让我去找，每天被跟踪，3月7日我被派出所的警察和街道主任拉着不让找，跟我谈话，拖延时间，我痛苦万分，我在找完监狱管理局回来的路上，几次想停下来坐在路边大哭一场，但是看到身边跟踪那么多的警察，强忍着不哭回到家，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痛苦，看我的热闹。

今天我到银行交电话费，我问跟着的警察：你们是11处的吗？在你们的眼里我是个坏人吗？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不是11处的，您就知道我们是市局的就行，我们不妨碍您，我不认为您是坏人，您的事我们的头都不知道。

今天，我在银行又被录像。

徐永海的妻子李珊娜来电话，告诉我：萧山检察院通知她，改在3月16日开庭，西城分局、片警、单位的护士长一起陪着去了萧山。 想你们

小贾（200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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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贺信彤致贾建英（2004.3.15）

小贾:

你好！终于可以见到德普了，真高兴，请转达我们崇高的敬意，望多多保重！请把他的情况告诉我。你要注意身体，爱惜自己。

大姐（200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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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贾建英致贺信彤（2004.3.16）

大姐：你好！

来信收到，还是只有名，没有内容。虽然两会开完了，这些天还是仍旧被市局监控，去看德普时，跟着两辆车、5个警察。3月16日上午9点半见到德普，已经不发烧了，但是脸色很憔悴、很瘦，他说：自从上个月我看过他后，就让他和2个有病的老头3个人挤在2张床板上，而且是睡地铺，半个身子在床上；半个身子在地上。自从和那个有肺病的老人睡在一起后，他咳嗽得很厉害，打了12瓶利氟沙星消炎药才有所缓解，我去看他时，还在咳嗽，管理人员没告诉他得的是什么病。我很担心。

我告诉他：你挨打的事我去找了监狱管理局，他们告诉我“你没有被打”，遣送处要在3个月内才能具体的答复。这件事徐大哥已经告诉了世界人权组织，很多人都在呼吁（说这话时，我被身后的警察警告：如果说一些不该说的话，要被停止接见，德普身边站着3个警察）。

德普说：我被警察打的事，我也告诉了监狱管理局来调查的人，我说了很多，但是他们不记录完整，他们骗你，这件事你还是要说。其实，我告诉你挨打的事，并不想追究谁、恨谁，只是要把监狱中这种黑暗的东西揭露出来，让它遭到人们的唾弃，避免今后还会有人再遭此不幸，社会应该在进步、在发展，不应该还让这种丑陋的东西继续出现在监狱中，我是一个直脾气的人，见到不讲理的事就要说，今后还是一样，今后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会说。

他告诉我：一开始，让他做一种纸的手提袋，有很多品种，很精致、很漂亮，他们每天卖力气做出的产品有很多很多。现在不让他干活了，说他是特犯，要每天学习监规。4月初就要被送到其他监狱。我告诉他：一定要注意身体，我爱你，需要你，坚持活下来是最重要的。

他说：告诉何佳的姥姥、姥爷，我不能孝敬他们，请他们原谅！我不流泪，不哭泣，脸上没有悲哀，没有愁容，平静的走出来，从容地走过警察们的身边，让他们看看眼前不起眼的小女子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惊，什么都能承担得起来，让他们看看，就连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属都这么勇敢、坚强，更别说他们的丈夫是怎样的一个人了。李珊娜（徐永海妻子）来电话：检察院告诉她：不公开开庭，不准家属旁听。

陆坤昨天去看了（杨）子立，精神还好，身体不好，别人都坐着说话，他却趴在台子上说话，好像没有力气的样子，他说：今后也不会认罪，转告徐老师问他们夫妻好！

想你们

小贾（2004.3.16）

我的朋友徐文立先生告诉我，在美国有一个卡特基金会，是专门关注基层民主选举工作的，尤其关注在中国一党专制统治下，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基层选举。

在这里，我向你们反映一下，我的丈夫何德普因参加中国的基层“民主”选举，因此触怒了中国政府，遭受了一系列的迫害。

何德普一贯反对中共的专制统治，为了中国能够早日实现民主选举制度，使其成为多党制的民主国家，1998年他参加了徐文立先生组建的中国民主党。同年，我丈夫公开地以政治反对派群体的形式（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党部基层选举委员会）参加了北京人民代表的基层选举，他们在选区设立了5个宣传站，6支宣传队伍，委托徐文立先生做他们的发言人，共发出11000份宣传材料，出动助宣员百余次，同时，对北京市人民代表选举办公室的钟蔚延先生作了专访。他以一个反对派人士介入人民代表的选举，意在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一次的参选，在中共一党控制下的基层代表选举史上是罕见的。

我的丈夫说：中共用一党包办的选举形式，代替了十二亿中国人民的政治选举，而老百姓极度盼望在各级的选举中，实行有政治竞争的选举，应即刻废除一党包办的选举制度;人民盼望着一个政治反对党崛起，通过非暴力的方式（选举）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将我国带入宪政民主的社会。

1998年，在我丈夫参加选举的100天里，多次受到了单位领导、公安警察的警告和威胁，甚至受到人身攻击。在那些日子里，公安局的警车就停在我家门口，警察随时跟在他的身边，把他的宣传材料抢走并没收。那些警察威胁他：“如果你再发放参选材料，就对你实行拘留、处罚。你的参选不合法，不能让独立参选人成为候选人，不能让你胜选。”最后，虽然我的丈夫得到广大选民的支持，但是中共政府根本不公布最后的选举结果。

我的丈夫因为参加了1998年的地方选举，得罪了官方，1999年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开除了公职，离开了工作20多年的岗位，失去了生活来源。

由于他是一名中国民主党人，处处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在2003年1月被中国政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至今关押在监狱中。主席先生，在这里，请您关注中国政府对我丈夫的迫害，呼吁中国政府尽快放人，还我丈夫的自由，让我们一家人早日团圆。敦促中国政府尊重人权，尊重被选举权，不要迫害一个追求民主理念的人。参加选举没有罪、宣传民主基层选举没有罪、争取民主、自由没有罪、人民自愿选举自己的代表是合法的！

盼望中国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选举。

谢谢主席！

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

2003年10月30日

电话：011-86-10-68355230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庵大院9-1-5

Email-hejia111@hotmail.com

小贾：你致卡特的信写得非常好，也很及时。

文立的助手大部分已经毕业，身边的工作非常繁忙，但是这封信我们力争翻译成英文，只是做了很小的修改。你发来的相关文件非常好，文立不但要把你的信带到亚特兰大，希望同时和有关文件在各个媒体上发表，不知你是否赞成。

现在诸多事情非常繁忙，文立常常是后半夜才忙完，一早又跑去上班，每天忙得常来不及吃早点，中午又赶去另一所大学学英语，回来继续忙到现在，看看表，已经下午3:15，只是吃过两块糖，因为明天是这里的万圣节(鬼节)，按这里的习俗，孩子们到各家讨糖果吃，所以老师给我们班同学今天带来了糖，不然恐怕是什么也吃不上呢，文立认为自己对国内，特别是民主党在牢里的朋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过去，外面人们并不了解这些年这些人都做了什么，倒是不少负面东西，为了让国际舆论广泛了解，为了真正为我们的国家民族负责，为了让所有为了这个事业作出牺牲的朋友不白牺牲，一定要充分宣传，要让世界各地的人都了解，这才是对中国负责任的一个党，一些最优秀的人们以及他们艰苦卓绝的工作，还有他们的亲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所承受的压力。有太大的责任和义务，利用一切机会努力再努力。

大姐10/30/2003

亲爱的布什先生：

我中国民主党一再受中国共产党的残酷迫害，我本人正是因为您和美国人民以及许多民主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全力营救才得以来到美国。

可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政权却一而再、再而三判我中国民主党人以重刑，最近被判处的何德普就是突出的一例。

现转去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再致您的一封信，希望您在帮助贾建英营救她的丈夫的同时，在您和温家宝先生即将的见面的时候，把贾建英写给您的这封信交给温先生看一看。谢谢！

您忠实的朋友

徐文立

于布朗大学国际研究所

2003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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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德普的妻子再致信布什总统

总统先生：

您好！

我是何德普的妻子，10月18日我曾经给您写了一封信，向您反映我的丈夫因给您写信，被中国政府起诉“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关进大牢。今天，我再次写信告诉您，11月6日北京市中级法院开庭，宣布我的丈夫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判决书里写道“何德普利用互联网站发表《就二月访华之行致布什总统的公开信》等文章”、“罪行重大依法应予惩处”、“对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和采纳”。

我不明白，我的丈夫因为是个民主党党员，因为曾经给您写了一封信，就被我们的政府判8年徒刑，就要坐牢、就要受到迫害。这是为什么？我知道您访问过很多的国家，知道很多国家的情况，请您告诉我，世界上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法律规定？

我的丈夫热爱自己的国家，关心中国的弱势群体，真诚地为普通百姓争取他们的基本权益，既没有做违法的事，也没有煽动过谁，更颠覆不了国家的政权，他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公民。他没有罪，他是无辜的，是被冤枉的，中国政府这样对待一个善良的人，这是不公平的。

在我丈夫被被捕的一年多里，我们一家人每天沉浸在痛苦中。他70多岁的母亲听说儿子被判8年徒刑，哭得眼睛已经看不清事物了，她说“我活不到儿子回家的那一天了”，她那痛苦的样子让人看了辛酸；他的儿子从父亲被警察抓走的那天起，就没有了孩童的纯真和欢乐，他那冷峻的眼神令人心痛。

总统先生，我知道您的工作很忙，事情也很多，但是您还是一直在关注着中国的人权状况。我们的温家宝总理12月就要访问美国，在您们的会谈中，我请求您问一下温家宝总理，我的丈夫何德普为什么给您写信就要被判8年刑期，我请您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我的丈夫，还他自由，让我们一家人早日团聚。

谢谢总统先生！

中国一个弱女子--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

2003年11月30日 电话：68355230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朝阳庵大院9-1-5

民主党领导人的妻子写给被超期羁押了11个多月的丈夫

贾建英

德普：

　　你在哪里？你好吗？你的身体怎么样？肝炎病是否又复发？每天吃的什么饭？身上穿的是我给你送的衣服吗？从冬到夏又到秋，我们分离十一个多月了，不知道你的任何情况，我和佳儿非常想念你，担心你的身体在里面是否会挺得住。

　　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中国百姓阖家团圆的日子，而我们一家人，你被关在牢中，佳儿住校，只有我和你的母亲在家，没有心思过节，老母亲惦念儿子，我担心丈夫，好在佳儿打来了电话，送来了对奶奶和我的节日问候。

　　咱们的儿子长大了，像个男子汉了，知道照顾我，照顾家了。自从你被抓走，儿子变得不爱说话了，在幼小的心灵里，默默的承受着一切痛苦，他怕我心里难过，从不在我面前提起你，但是，有几次发现他蒙着被子在哭，还时常梦里喊爸爸。我知道，儿子他太想你了。你不用担心，我们的儿子会在今后的日子里，锻炼得很坚强、勇敢的。

　　你被抓走的当天，我也被警察带走了，北京市公安局抄了我们的家，抢走了我们的电脑、打印机、扫描仪、通信录、光盘、软盘、所有的信件。两个小时我被放回来的时候，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警察问佳儿事情，儿子什么都不说，只是一再问他们：你们把我妈带到哪里去了？

　　警察把我带到了警务室，问我：对今晚的事有什么看法？我告诉他们：对你们这样没有任何罪名随便抓走我的丈夫，我表示抗议！强烈抗议！我明早要去找。他们问我：到哪里找？我说：谁抓了我的丈夫就找谁。然后又问我认识谁？都有什么人来过我们家？并要求我把今天抓你的事不让我告诉任何人……，我告诉他们：我不是他们组织的人，没有理由知道他们的事。对你们提出的要求，我做不到！

　　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就通知我们单位，中共十六大期间不准我请假，不让我上访。两天后，西城分局找我正式问话，他们先问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政治面目、文化程度、从小学上学的时间、家庭成员、工作单位、参加工作时间等都做了详细的纪录。然后，又把前两天问的话又重复问，我告诉他们没什么可说的，最后，他们让我看他们纪录的东西，并签字，我说：你们要记什么、录音什么，那是你们的事，与我无关，字我不签，内容我也不看。他们说你妻：话不多，还挺倔。

　　你知道吗，你妻看似柔弱，内心刚强着呢，文革时，我九岁就经历过爷爷和父亲从家里被抓走，经历过被抄家，家门口被贴满了大字报，爷爷和父亲的名字被倒贴在墙上，还被划上大红叉子。我走在外面总是被人称为地主崽子、小反革命，处处受到歧视，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就被老师选做红小兵，但是就连佩带臂章的权利都没有，因为邻居找到学校，说反革命的崽子不能做红小兵，我的臂章一直是放在兜里的。很小的年纪就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从小受到过多的磨难，无形中被锻练得很坚强，你放心吧，妻会为你看好家，照顾好儿子的。

　　你走后，我一直不知道你被关在哪里，所以到处打听，到处碰壁，刚开始，我去公安信访接待站，那里的警察傲慢的不得了，眼睛看着天，板着脸问："哪个部门抓的？具体部门，我们这里部门多了，市局大了，没办法找，"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最后我说：我只问你们一句，你们到底管不管？他们见我比他们还硬，反倒软了。我从寒冷的冬天找到炎热的夏天，后来，那里的警察都认识我了，只要我一进去，他们什么都不问就说：何德普的妻子，你等着，马上联系。最后，连他们都被找烦了。你知道吗，上访的过程是对人的一种精神摧残，是对人格的一种严重伤害，在那种绝对不平等的环境里，人的心灵是极容易被扭曲的，焦急、愤怒、无奈、无助、被敌视，每去一次，心灵伤害都会加重一次。

　　春节前夕，我满怀希望的为你精心挑选了好多你喜欢吃的东西，拿去送给你，但是被他们无情的拒绝了，说什么都不收，我无奈的抱了回来，在回家的路上，不顾路人的眼光，坐在马路边哭了起来，焦虑、担忧、思念、无奈、愤怒、寒风吹干了我的眼泪，手和脚被冻得没了知觉。但留在心灵的创伤更是永远弥合不了的。

　　夏天，我为你送去夏衣，看守所不收，我只能又原样背回来，当我回到家，背包里的衣服都被我的汗水湿透了。

　　年三十晚上，我被警告：春节期间不能让朋友来家里看望，慰问也不行。否则，就设岗站在咱家门口。我说：你们共产党不是一再讲要做好春节慰问吗？怎么我的朋友就不能来慰问？他们说：别人行，你不行。看来，做你的妻子不容易，受到的待遇都与常人不一样。

　　警察曾问我：你是民主党员吗？我说：我不是，但是，我正在了解民主党，如果他们党里的人都像我丈夫一样的人，我就加入。你走后，你的很多朋友都来家看望，还有很多外省和国外的友人来信、来电话慰问你，大家都很关心你，关注你一年来的状况。你知道吗，被你关注过的华惠奇的父母，他们夫妻二人八十多岁了，不顾危险多次到北京市公安局请愿，要用自己的后半生换回你的自由。春节期间很多没有工作的朋友拿出钱要帮助你。一个外地的贫困大学生，掏出身上仅有的二十元钱，执意的托朋友转交给我，让我给你买点补养品，他们常常把我感动的流泪，德普，大家没有忘记你，在时时刻刻惦记着你，盼望着你早日能获得自由。我想他们不是冲着你个人才这样做，而是非常佩服你为百姓做事的一颗热心，为弱势群体争取平等权益的呼声，和敢于与政府抗争的勇气。妻也非常佩服你，常常被你的精神感动，妻知道你是一个对人很真诚的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如今政府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对待你，让许多正直的人感到很气愤，这种不讲理的做法，会受到世人的唾弃。妻在这里默默的祝福你，望你多保重身体，不要过多的惦念家里，你放心，妻会在家等你，等你早日回家。

　 　妻小贾

2003　10　7

大姐：我很郁闷，今天一口气写了这封信，不知是否适合发表，请你帮我参谋。

小贾

2003.10.7

写给被超期羁押了11个多月的丈夫

贾建英

德普：

你在哪里？你好吗？你的身体怎么样？肝炎病是否又复发？每天吃的什么饭？身上穿的是我给你送的衣服吗？从冬到夏又到秋，我们分离十一个多月了，不知道你的任何情况，我和佳儿非常想念你，担心你的身体在里面是否会挺得住。

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中国百姓阖家团圆的日子，而我们一家人，你被关在牢中，佳儿住校，只有我和你的母亲在家，没有心思过节，老母亲惦念儿子，我担心丈夫，好在佳儿打来了电话，送来了对奶奶和我的节日问候。

咱们的儿子长大了，像个男子汉了，知道照顾我，照顾家了。自从你被抓走，儿子变得不爱说话了，在幼小的心灵里，默默的承受着一切痛苦，他怕我心里难过，从不在我面前提起你，但是，有几次发现他蒙着被子在哭，还时常梦里喊爸爸。我知道，儿子他太想你了。你不用担心，我们的儿子会在今后的日子里，锻炼得很坚强、勇敢的。

你被抓走的当天，我也被警察带走了，北京市公安局抄了我们的家，抢走了我们的电脑、打印机、扫描仪、通信录、光盘、软盘、所有的信件。两个小时我被放回来的时候，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警察问佳儿事情，儿子什么都不说，只是一再问他们：你们把我妈带到哪里去了？

警察把我带到了警务室，问我：对今晚的事有什么看法？我告诉他们：对你们这样没有任何罪名随便抓走我的丈夫，我表示抗议！强烈抗议！我明早要去找。他们问我：到哪里找？我说：谁抓了我的丈夫就找谁。然后又问我认识谁？都有什么人来过我们家？并要求我把今天抓你的事不让我告诉任何人……，我告诉他们：我不是他们组织的人，没有理由知道他们的事。对你们提出的要求，我做不到！

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就通知我们单位，中共十六大期间不准我请假，不让我上访。两天后，西城分局找我正式问话，他们先问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政治面目、文化程度、从小学上学的时间、家庭成员、工作单位、参加工作时间等都做了详细的纪录。然后，又把前两天问的话又重复问，我告诉他们没什么可说的，最后，他们让我看他们纪录的东西，并签字，我说：你们要记什么、录音什么，那是你们的事，与我无关，字我不签，内容我也不看。他们说你妻：话不多，还挺倔。

你知道吗，你妻看似柔弱，内心刚强着呢，文革时，我九岁就经历过爷爷和父亲从家里被抓走，经历过被抄家，家门口被贴满了大字报，爷爷和父亲的名字被倒贴在墙上，还被划上大红叉子。我走在外面总是被人称为地主崽子、小反革命，处处受到歧视，我刚上小学一年级就被老师选做红小兵，但是就连佩带臂章的权利都没有，因为邻居找到学校，说反革命的崽子不能做红小兵，我的臂章一直是放在兜里的。很小的年纪就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待遇，从小受到过多的磨难，无形中被锻练得很坚强，你放心吧，妻会为你看好家，照顾好儿子的。

你走后，我一直不知道你被关在哪里，所以到处打听，到处碰壁，刚开始，我去公安信访接待站，那里的警察傲慢的不得了，眼睛看着天，板着脸问："哪个部门抓的？具体部门，我们这里部门多了，市局大了，没办法找，"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最后我说：我只问你们一句，你们到底管不管？他们见我比他们还硬，反倒软了。我从寒冷的冬天找到炎热的夏天，后来，那里的警察都认识我了，只要我一进去，他们什么都不问就说：何德普的妻子，你等着，马上联系。最后，连他们都被找烦了。你知道吗，上访的过程是对人的一种精神摧残，是对人格的一种严重伤害，在那种绝对不平等的环境里，人的心灵是极容易被扭曲的，焦急、愤怒、无奈、无助、被敌视，每去一次，心灵伤害都会加重一次。

春节前夕，我满怀希望的为你精心挑选了好多你喜欢吃的东西，拿去送给你，但是被他们无情的拒绝了，说什么都不收，我无奈的抱了回来，在回家的路上，不顾路人的眼光，坐在马路边哭了起来，焦虑、担忧、思念、无奈、愤怒、寒风吹干了我的眼泪，手和脚被冻得没了知觉。但留在心灵的创伤更是永远弥合不了的。

夏天，我为你送去夏衣，看守所不收，我只能又原样背回来，当我回到家，背包里的衣服都被我的汗水湿透了。

年三十晚上，我被警告：春节期间不能让朋友来家里看望，慰问也不行。否则，就设岗站在咱家门口。我说：你们共产党不是一再讲要做好春节慰问吗？怎么我的朋友就不能来慰问？他们说：别人行，你不行。看来，做你的妻子不容易，受到的待遇都与常人不一样。

警察曾问我：你是民主党员吗？我说：我不是，但是，我正在了解民主党，如果他们党里的人都像我丈夫一样的人，我就加入。你走后，你的很多朋友都来家看望，还有很多外省和国外的友人来信、来电话慰问你，大家都很关心你，关注你一年来的状况。你知道吗，被你关注过的华惠奇的父母，他们夫妻二人八十多岁了，不顾危险多次到北京市公安局请愿，要用自己的后半生换回你的自由。春节期间很多没有工作的朋友拿出钱要帮助你。一个外地的贫困大学生，掏出身上仅有的二十元钱，执意的托朋友转交给我，让我给你买点补养品，他们常常把我感动的流泪，德普，大家没有忘记你，在时时刻刻惦记着你，盼望着你早日能获得自由。我想他们不是冲着你个人才这样做，而是非常佩服你为百姓做事的一颗热心，为弱势群体争取平等权益的呼声，和敢于与政府抗争的勇气。妻也非常佩服你，常常被你的精神感动，妻知道你是一个对人很真诚的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如今政府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对待你，让许多正直的人感到很气愤，这种不讲理的做法，会受到世人的唾弃。妻在这里默默的祝福你，望你多保重身体，不要过多的惦念家里，你放心，妻会在家等你，等你早日回家。

妻小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