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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为Alexander YUN在瑞典

关于党员
Alexander YUN的避难案子

中国民主党党员Alexander YUN200010月来到瑞典寻求政治避难。在其申请避难期间,他得到了谢万军先生的大力帮助,同时也得到石磊先生的帮助。由于Alexander YUN 对海外中国民主党组织山头林立的状况感到困惑,也曾经向英国党部求助。英国党部明确表示,我们承认中国民主党其他组织的党员党籍。我们也认为谢万军先生对他的帮助已经足够表明了他的党员身份。现在,YUN 先生的申请已被瑞典政府所拒绝,正在上诉期间。作为中国民主党欧洲地区的组织,我们关心他的案子,特此公布他的案子和他的两份信件,以期引起舆论的注意。我们也希望瑞典政府能够给他提供一个公正的上诉司法程序。

中国民主党英国党部
2004/06/12

 
石磊先生, 您好!

很高兴收到您的回复。我的英文还不足以与您讨论,现以中文作答。

我已向瑞典移民局说明离开中国前我受中共当局迫害的直接原因是拒绝服从三治教会的禁令接受台湾牧师的洗礼并且加入地下教会。

我也曾参加民主运动,但在国内政治封锁的环境下,对西方的民主制度只是一知半解。我追求民主反对中共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对天安门六四镇压的的愤怒和反感。八九年我还只是一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由于我的中学在中山大学隔壁,上学放学和吃午饭都要去中大,所以我们受民运的影响很大。我也参加了游行示威。六四那天晚上我一直在收听香港电台的现场报道,听到镇压开始我哭着问我母亲为什么?我无法理解啊!民主,自由,平等何罪之有?这是又一个莫须有,又一个风波亭,又一个中华民族的千古奇冤。所以我个人把六四镇压能否平反看作中国是否走向民主的标志。一个人认罪归主,伴随而来的就是悔改。这才是信,才是新生命。在海外,我身处言论自由的民主社会,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有了切身体会,加入到中国民主运动的时代洪流中是很自然的,申请政治庇护也是合情合理的。中国人民毕竟还处在中共的独裁之下,我们有什么理由去推卸这一历史责任。

关于我的政治庇护个案,律师一直在问如果我回国后会有什么后果而瑞典移民局又不愿意将我的材料交由北京驻华大使馆调查中国民主党和地下教会的情况并做出回国风险评估。这是瑞典的庇护制度对中国申请人的偏见和不公正导致的。

Best Regards!

Alexander YUN 

工作简报

这几个月,我一直在留意瑞典各报章对庇护申请情况的报道。总的来说,情况非常糟糕。我所认识的几位中国庇护申请人中,有一位被遣返回国,一位上诉失败后在办理归国手续,另一位和我都是得到第一次否决后准备上诉。在瑞典居住的二十七个月中,我还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中国庇护申请人经正常的司法程序获得难民资格。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这跟欧盟难民政策的收紧有关,另外欧盟国家在与中共政权进行贸易的同时逐渐把对中国人权的关注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以瑞典为例,在瑞典国家电视台五月份对中国的系列报道中,把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简单的归咎于收入的差异,而没有深入调查根本的原因。在六月四日的电视新闻中,对十五年前的大屠杀只是一带而过,紧接着就是对上海复旦大学两名学生和一些成功青年的长篇采访,从而给观众留下这样的印象 十五年前的中国青年追求民主而当代的中国青年追求名利,中国不存在政治问题。象这样片面的的报道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了。我不清楚瑞典国家电视台播出这种报道的目的是什么,但我明白这些报道无助于让瑞典人民了解中国的真相。

在与瑞典人民的交往中,我从不掩饰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真相,同时我也表达了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向往。一个尊重人权和自由的民主中国才是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保障。

对于我的庇护申请被拒,我非常失望,但我会循正常的司法程序上诉,也期盼美国总部给予有力的支援。

中国民主党瑞典党部

Alexander Y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