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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佩里:中央情报局营救中国民运人士

李洁明,1951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了他的中央情报局生涯,先后在日本、台湾、菲律宾、柬埔寨、老挝和泰国担任行动官员。 1965年任老挝情报站副站长,1968年调任香港情报站副站长。当布什到北京任职时,李洁明是中央情报局过去还未设置过的中国情报站站长.在布什离开北京返国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时.李洁明也返回美国的兰利担任国家情报官.此任命使他成为情报界首席中国问题专家.在布什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9个月的任内,李洁明,深为布什所倚重.李洁明在1978年从中央情报局退休,担任多家美国公司的顾问,其中包括达拉斯亨特石油公司.1980年李洁明又重返公职,担任里根竞选班子的一名较晚参加的工作人员。


第一个报告在63日晚到达,报告称在距离天安门广场西边一英里多的地方冲突在进行,那刚好是报纸刊载布什选派李洁明出使中国的消息4个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从燕京饭店高层的一个房间里用保密通讯工具同美国大使馆联系,在晚上十点零三分发出第一个报告。

在天安门事件期间,美国大使馆的一些要员,担心他们自身的安全纷纷逃出了北京。6名国务院官员以及更少一些的情报局雇员,干脆逃回了美国。只有李洁明和国务院情报组长等5名大使馆负责官员留了下来,对付这个似乎处于内战边缘的巨大的国家出现的一片混乱局面。基于他的级别和经验以及中情局站长的离去,李洁明成了美国在北京的事实上的首席情报官员,这是他14年以来的第一次。幸亏他预测中国政治局下令驱赶的时间以小时计,所以他能及时派出几个情报小组观察情况。其中一个派在燕京饭店,一个在天安门以东的北京饭店,另一个深入到广场内部。另外两个小组派在京伦饭店和位于广场以南的友谊饭店。

李洁明接到的最令人感兴趣的报告,是派到天安门广场的一个美国情报小组在6月4日凌晨两点发出的。报告说:中国安全部门官员仍在留在广场内安营扎寨的学生中间来回做工作,劝他们离开广场。美国情报小组推测,一个特别安全单位在军队进驻之前就派到了广场,它的明确目的是阻止流血。

据中情局谍报人员发现,中国安全人员还安装了大扩音器,劝说学生们和平撤离广场。安全官员在广场周围的建筑物上俯瞰广场内的学生们,有些人打着手势示意他们往西朝木樨地方向撤退。早上四点,广场上的灯全部熄灭作为一种警告。最后,留在广场的一小批头头同意离开。大约凌晨五时,广场内的学生列队离开天安门,向东边的北京饭店方向走去。

布什政府把中国看作是对付苏联在亚洲影响的战略性的抗衡力量,这在对地区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强有力的影响。随着天安门事件而来的,这个政策对中央情报局的一些最危险的掩蔽计划中的一项产生了甚至更重大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黄雀行动从中国秘密营救民运的最重要的领袖们的行动的非正式名称仍然是布什政府严加保守的秘密之一。布什的主要外交政策顾问们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詹姆斯贝克、罗伯特盖茨害怕这个计划会激怒中国的领导人,而且也许会使他们投入苏联人的怀抱。尽管如此,规模巨大的秘密营救努力得到了布什的全力支持。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说:让我们这样说吧在六四事件之后,如果没有得到白宫的批准,情报局在中国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这件事是总统的裁决。

64日事件后的6个月,部署在中国、香港和澳门的几十名最宝贵的特工人员组成的网络,为那些民运最重要的组织者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和脱逃的手段。布什和中央情报局在批准这项营救计划时事实上别无选择。他们知道情报局在大陆建立的广泛联系网络,使得一项总统的裁决成为多余之举,因为不论华盛顿当局会说什么,美国情报人员都会发起这场地下营救行动。事实上,布什所批准的是一项已经在进行中的计划,它实际上在暴力发生的当天就已开始。

兰利之争的阴影,可以在6月事件之后的几件鲜为人知的事件中辨认出来。例如,冲突那天的清晨,两个最重要的民运领袖北京师范大学的吾尔开希和南京大学研究生李录神秘失踪,中国安全部门全力搜寻不得。6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另外两个异议人士,优秀科学家万润南和赵紫阳的秘书严家其,也到了西方国家。所有这四个人的脱逃,是因为有一个支持者的网络才有可能。

他们为出逃者事先准备了身份证、大量现金、伪造的火车票,以及沿着一条从北京到东南的地下铁道的一连串的安全住所,在东南沿海,异议人士或是坐船经过变化莫测的海路偷渡至澳门,或经由陆路去香港。如此复杂的行动没有中央情报局的至少是缄默的合作,那是不可能的。

中央情报局担当的角色,早在事件之前,便由李洁明决定帮助处境最危险的民运领袖前往西方预示出来。在5月的最后一周,李洁明轻率地为200多名中国人签发签证,包括学者、科学家和学生,有时甚至借钱给他们买火车票或飞机票去香港和其他安全地点。这笔钱从大使馆的特别应急基金中拨付。在事件发生后,李洁明还为美国工作的宝贵的情报人员提供后勤支援,让他们寻找逃出中国的出路。按照李洁明的一位同事所说,这使人想起我们从西贡撤出的情景,不过这一次我们没有甩下我们的朋友不管。

在其他一些事例中,李洁明成功地吁请释放一些被捕学生,然后就是使他们从北京在安排下无影无踪。许多这些年轻人后来都到了西方。当情报局在中国缺少可靠领导的情况下,李洁明再度担任了中央情报局北京站站长。

六四后的第二天,中国的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在一群记者的护送下进入美国大使馆。方励之知道怎样利用新闻记者来保护自己,有一次他还曾经躲在一位著名的美国新闻记者的旅馆住房中。李洁明大使仍然极力保护提供合作的来源和方法,仅仅提供一个模糊不清的解释。他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万能的极权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共产党的情报网和中国安全警察是竭力阻止异议分子逃亡的。

在六四后不到两周,在全国公布了21名首要通缉犯名单。当共产党在全国重新建立起它的权威后(六四事件在中国70个城市引起骚乱)民运的同情者越来越难以组织起大规模的联络和采取成功的行动了。在从19897月初到12月末的这一危急时期中,中央情报局在文化大革命后招募的特工,向中央情报局请求帮助。

黄雀行动虽然最初是由海外的民运同情者们组织的,但很快就受到港英总督和澳门的法国高级情报人员的重视。中央情报局香港情报站起初还与民运同情者保持一臂之遥的距离。不久,情报站便通过美国在大陆吸收的一大批特工为营救民运人士出主意和提供支援。幸运的是中央情报局处在帮助这次行动的极好的地位上。这要归功于中央情报局东亚问题专家约翰吉尔胡利,他在八十年代初期和中期破天荒地在中国招募特工,他们提供了使这次行动成功所必需的联络工作。尽管吉尔胡利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就已去世,他所建立的大陆上的情报网仍完好无损,他们在地下营救活动与在港澳的有关团体之间提供了首先的接触。

当时,中央情报局在北京的最显眼的行动,是与在广场负责示威者安全的小批小批的学生接触。其中之一叫做敢死队,它最为激进。6月中旬示威活动的高潮中,吉尔胡利先前在香港和中国大陆招募的特工与敢死队接触,为的是评估运动领导的素质,估量最后成功的机会。在天安门事件后的几个月里,当敢死队成员成为营救行动的核心力量时,这些早期接触被证明具有更大的价值。

港澳同情民运人士的营救网,在7月和8月发展成为北京至深圳的地下铁道。随着营救行动的扩展,采用了更为复杂的躲避追踪的方法,如伪装术、扰频电话、夜视镜、红外线信号装置,还有快艇和海岸营救行动中使用的武器。一个中央情报局官员证实,大部分高技术的装备是由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它经由为此特别目的而在香港设立的前线机构来执行。尽管动用了中央情报局在中国内部的最重要的关系,但是营救行动并非中央情报局包办单干的行动。许多西方情报机关为使地下行动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当然还有美国人。由于西方情报机关的共同努力,使中国政府通缉的21名要犯中有15名脱逃。

天安门事件几周以后,一批逃出中国的学生、异议人士和知识分子,在巴黎出现在新闻界面前,宣布成立流亡的中国民主运动。这一个团体的建立是黄雀行动的圆满成功。(黄雀行动还在继续将异议人士秘密运往西方)。尽管如此,中央情报局官员拒绝承认他们在营救行动中的作用。情报局默默地跟随在喜气洋洋的国务卿贝克的后面,贝克公开感谢法国政府削减繁琐官方程序,接纳中国逃亡者在法国避难。这样一来,全世界都认为,主导营救行动的是法国。

营救行动开始半年以后,快到布什总统结束其四年任期,这时环绕黄雀行动的秘密坚壁开始裂开,首度公开曝光。中央情报局官员私下对美国公众表示真正的诧异,因为他们居然听到这样耸人听闻的表面故事,说美国政府没有支持法国政府的营救努力。

中央情报局官员仍然默默承受痛苦,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称赞。但是布什政府不愿对黄雀行动有所夸耀,原因仍然是担心如果将中央情报局的活动原原本本公开出来,将把中国推入苏联掌握中。中央情报局认为没有这种危险中苏联盟恢复元气是根本不可能的。介入营救行动的中央情报局官员相信,白宫关于中苏关系的先入之见,从布什总统在天安门事件后几个月就决定派遣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到北京执行秘密使命一事得到反映。这位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抵达北京之际,适值中央情报局人员正在公海上与六四事件中的同样的军队进行炮战。不公开的斯考克罗夫特的使命,对那些招募了冒着生命危险的年轻异议人士的中央情报局官员们来说,绝对是一剂苦药。其中有两位异议人士(目前仍不能公开他们的身份),是中央情报局在中国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工。他们在天安门事件后被捕,至今下落不明。

The Last Days of the CIA by Mark Perry 美国纽约 William Morrow 出版公司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