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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磊：王炳章争取大陆民运独立 王炳章争取大陆民运独立(一) 王炳章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说他有政治野心不如说他太幼稚，因为他看上去太象政客，其实根本不具备政客的基本特征。一个小小的大陆出来的留学生，搞起了大陆民运，却敢不向台湾低头，显然是不自量力了。 王炳章创办了“中国之春”及中国民联之后，到国内去发展了大大小小的支部。经费是从国民党情报机构弄来的。王炳章一人单独掌握和国内联络的名单，同时提供给国民党情报机构的人一份以领取经费。
一九八六年，国内在四川，广西，贵州等地的支部相继被中共破获，前后四十多人被捕，二十多人被判刑。奇怪的是，他们主要的罪名不是参加民联“境外反动组织”，而是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有的还认罪当了国民党的情报站的“站长” 这是怎么回事？王炳章找国民党说话了。 原来，国民党把王炳章拿过去的名单，自行派特工去联络，另给经费，干些高度危险，容易暴露却不符大陆国情的“反共”活动。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与王炳章的“大陆民运”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破坏经济，扰乱秩序，窃取情报；后者是组织教育群众争取权力，促进民主法制。于是，王炳章同国民党的代表大吵起来。 之后，王炳章把国民党当小儿科玩了几个月。他一边向国民党情报局继续拿取经费，一边送给情报局假的国内人士的名单。不久，情报局发现王炳章名单上的人都联系不上，大怒，停了“中国之春”的经费。 那是一就八七年底的事。王炳章当时号召搞民运独立，意思是不能依赖国民党了。他推出文人胡平出任民联主席，中春主编，自己退居常委，开始另外纠集一群人马，靠销售人寿保险来筹集民运的经费。三个月之后，成绩非常显著。王炳章象孩子一样缺个心眼，他宣布“以商养运”即将成功。 此时国民党通过军情局，海工会，三民主义大同盟等组织机构的特务，利用“搞定”主席胡平等，一场逼王炳章就范，交出国内联络名单的阴谋已经准备就绪。 一就八八年底，民联开了一个“三方联席会议”，会上胡平最直接了当：“王炳章，你不把名单交出来，我胡平还算什么主席？”而其中有人则揭露说台湾方面提供了证据，王炳章贪污了民联的经费。王炳章坚持不交名单，也不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贪污，因为，他能提供出来证明自己清白的证据，就是真实的国内联络名单。 于是，第二天又跳出来其他一些人，文革式地批斗王炳章的为人，工作作风，私生活。然后提出要王炳章把“以商养运”的钱交出来给民联总部管，否则就是“以商养私”。这是一个陷井，王炳章如果失去对经费的控制，民联就会回到被国民党所控制的老路上。王炳章等人还不顾法律，把民联帐号给关了，冻结了民联的存款，以牙还牙。 国民党当然不会搞不过小小的王炳章。一方面指派海工会特工人员等来拉拢支持王炳章，试图在王炳章有难是帮他，另立山头民主党，骗取名单。另一方面给胡平大笔经费，打官司，开大会，罢免王炳章，搞臭王炳章。在这一系列风波中，王炳章的“以商养运”也搞垮了，个人，家庭，经济都处于困境，以王炳章的“老朋友”自居的国民党特工却假惺惺地还借钱给王炳章生活。 但是，王炳章对特工们的“好意”一点不够朋友，他没有把名单同特工们分享，没有上国民党的当，而是声称自己不是民主党的主席，名单交给了任副主席的柯力思了。其实，名单被王炳章藏了起来。 于是，在民主党内部再此起了风浪。国民党特工利用主席郑为民陷害柯力思是中共特务，把柯力思挤走了，名单却仍不知去向。 这就是一就八八年底的第一此“倒王运动”的背后黑幕。王炳章当时还不想，也有点不敢公开同国民党翻脸，但他视国内联络名单为其政治活动的最宝贵的财富，他不愿让国民党的愚蠢特务活动搅入国内的民运人士中，把大家莫名其妙地送如共产党的监狱。但是，这番斗争之后，王炳章的名声一撅不振，“臭名远扬”，他的苦盅，只有极少数的人清楚，他还坚持不让说，他认为国民党的问题总有一个途径可以解决。 王炳章争取大陆民运独立(二) 一九九二年，王炳章是当时没有分裂前的中国自由民主党的主席。倪育贤曾任副主席，但因弄虚作假，慌称去过大陆而遭王派人马罢免，倪不服。这是一场由国民党一手造成的悲剧的开始。 王炳章当上自民党主席之后，有正当理由不把过去民联时的名单交给任何人，他自行控制，表示不管国民党给不给钱，他都会使用这套积累起来的国内人员名单搞民运工作。他开始做起了移民服务与人寿保险的生意。台湾情治机构的特工们一直反对王的做法，认为王当主席就不能做生意，可王非要搞“以商养运”。王与特工们常争吵，自王当上主席之后，原来国民党方面答应过的钱一分也没兑现过。相反，却有国民党方面的人给了倪育贤五千美元，让他去搞“闯关行动”，目的是压过王炳章的风头，准备下一届选举时夺不听话的王炳章的主席之职。 可是，倪没有真正做成，故事又没有编好，出尽自己与国民党的洋相，遭到罢免。而王炳章不久因使用伪造的证明资料去骗取闯关用的第二身份而被捕，辞去了主席之职。而那份名单，又随王炳章埋默起来了。 传说王炳章被联邦逮捕是有人出卖了他。一种说法是中共特务出卖了他，另一种说法是国民党特务出卖了他。他自己不愿说是被人出卖了。笔者几年之中了解的情况是，当时的知情者有四个人：王函万，林樵清，这两位是半公开的台湾情治人员。另外两位是王炳章的死党石磊与许一鸣，他们两是来自大陆的。石磊与许一鸣是此项骗取王炳章第二身份的参与者，出事，石磊与许一鸣都可能遭到美国移民局逮捕。那么，谁最有可能出卖王炳章呢？ 王炳章出事之后，所谓的大陆民运想独立就又一次遭到打击与瓦解。然后是国民党给倪育贤经费，倪另立了一个自民党，闹出了双胞。倪是非常听国民党话的，组织欢迎李登辉访美的，民运中就他一个，别无他人。 王炳章争取大陆民运独立(三) 自民党分裂之后，人们习惯上分成了王炳章自民党与倪育贤自民党。倪育贤的自民党人数虽少，但能从台湾的“民间人士”处或得活动经费，因此活动频繁。王炳章自民党拿不到台湾的一分钱，大家就靠私人的小额贡献维持着。到了一九九三年，忽然有一天一特工传达了一位台北人士的话，说民运这几年来分裂了，可都做不了事，整天内耗，还是王炳章能做事，要求王炳章自民党开三大，重新把王炳章选出来当主席。至于开会的钱，台北会让派来参加会议的人亲手带来。 会议很快就在美国康州的一个旅馆召开了。大家都知道王炳章将被重新选为主席，带领大家搞民运，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摩擦很少。就在预定选举的那天早上六点钟，主要骨干分子被叫到一间房里，王炳章用沉痛的语调告诉大家说：在祷告时听到上帝的声音，上帝叫他不要当主席。大家启先都不同意，最后由林樵清，王函万与杨农三位台北的“朋友”说服了大家，推出王策当主席侯选人。 其实，王炳章听见上帝的声音是掩饰的假话，实话应该是头一天夜里，有人接到台北的指示，台北改变了原来推王炳章当主席的决定。在场的三位“台湾同胞”虽然心里都想支持王炳章，但因为王炳章“实在太不听话”，他们也只好执行台北的决定。 那场选举，王策当了主席，“台胞”王函万当监委主任。而中央委员会的席次，台湾出生的人士缺一票就过半数，还不算取了台湾老婆，一切都是台湾好的大陆人士在内。 这叫什么大陆民运组织？这叫什么大陆反对党？国民党从物色与支持傀儡，变成了明目张胆地亲自领导，参与及控制起自民党来了。那么，国民党为什么改变初衷，让王炳章下台呢？因为在开会前夕，王炳章与一些朋友讨论“党营经济”十分热烈，还请来了一些有实力的生意人来讨论协助发展党营企业。王炳章如果掌握了经济，从他的历来表现看，他怎么会听国民党呢？ 这就是“王炳章实在不听话”。 会后，大家还一致推王炳章主持国内工作，王也同意。但是，经费问题看上去还是没有落实，只是在林樵清家里设了自民党的办公室。可王炳章不是很积极，他也没有把“国内工作”的档案及通讯搬到“台胞”中央委员兼秘书长林樵清家的自民党办公室去。此阶段，自民党内，包括自民党外的许多朋友都开始意识到了国民党的控制与操纵问题严重，大陆人士的民运不能依赖国民党，必须自己想办法。有人说：“在中国，共产党都没有搞定过我们，难到在美国，国民党可以搞定我们？笑话。”不干民运了，也不愿当国民党的魁儡，让大陆人民笑掉下巴。于是，一群朋友秘密地团聚在王炳章的身边，开始检讨过去的弯路与失败的教训。 （以上三篇均发表于1998年正义党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