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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民运要联合、配合,不要混合、凑合

郭罗基

前苏联有地下革命运动。地下革命运动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权,激烈地批判现实,号召人民再来一次革命,为此而形成组织,出版刊物。地下刊物(其中《祖国纪事》影响较大)在唤起人民方面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後来撼动苏联的政治反对派不是从地下革命运动发展而来的。当变革到来的时候,地下革命运动非但没有能力转为地上的群众民主运动,它竟被一系列眼花缭乱的事件挤到了历史的後台。往日不惜坐牢、流放而英勇奋斗的持不同政见者已为人们所遗忘了。

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有公开的七七宪章运动。运动并无严密的组织,只有哈维尔(作家)、巴多卡(教授,哲学家)、哈杰克(政治家,曾任外交部长)三个发言人。他们不是号召人民进行革命,反对共产党,夺取权力,而是争取人权、公民权,主要的还只是说真话的利权(rights)。所提的诉求不高,同意者签名,自愿加入,人数却越来越多。当变革到来的时候,它完全能够适应政治民主化的潮流,成为引导群众前进的一面旗帜,随着一系列事件的演进而不断提出新的政治主张。一九八九年东欧剧变时,他们立即创建公民论坛组织。一九九零年,公民论坛的领导人哈维尔成为新政权的总统。

前苏联的地下革命运动和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公开的争取利权运动,形成一组对照。前者纲领激进而地下活动的形式并未为民主力量的发展找到出路,以至销声匿迹;後者政治色彩淡薄而温和,但公开活动的形式便于在民主化的大潮中推波助澜,终成大业。

中国有海外民主运动。海外民运不同于前苏联的地下革命运动,具有公开活动的便利条件;又不同于前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运动,可以无所顾忌地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如果能够综合两者的优点,它不失为一支组织严密、纲领正确的队伍;如果继承了两者的缺点,它就成了纲领激进、组织涣散的队伍。海外民运有一个不可克服的弊病,那就是远离本土,远离人民。同其他政治势力一样,海外民运没有人民的监督容易堕入黑暗、滋生腐败,或者成为自拉自唱的小集团而自行萎缩。

中国的海外民运继承了孙中山的传统。但时代不同了,在海外积蓄力量、回国革命、夺取政权的道路已走不通。有一位哲学家说过,历史有时会重复。如果第一次是庄严的悲剧,第二次就是滑稽的笑剧。机械模仿孙中山,只能是笑剧。海外民运应当从孙中山的传统走向现代运作。

事实上中国的海外民运并不是统一的运动。人们形容海外民运的两个常用的术语是:山头林立,内斗不断。大体上有两种倾向:既有因袭旧传统的旧式民主运动,也有开辟新时代的新式民主运动。旧民主运动热衷于建立地下组织,进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新民主运动致力于争取人民利权,进行政治改革,改造政权。

多年来,不少人呼吁民运的整合。然而,究竟怎样整合?

既然存在着分野,不同诉求、不同做法的组织和个人整合为一个组织是不可能的,勉强为之,顶多是混合。过去多次整合已经失败,再来一次也未必会成功。把权力交给一个人去整合更是不妥,这种办法不是实践民主,而是制造独裁。魏京生雄心勃勃,自以为有资格统领各路兵马;结果在加拿大成立的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不过是又多了一个山头。反对共产党一党制的人们,自己的理想也是一党制。海外民运中流行的思维方法依然是一个政党、一条路线,甚至还想造就一个领袖。民主政治不是多党制吗?为什么海外民运必须是一党制甚至是一长制?民主力量应当首先垂范,实行多党政治。多党竞争,才能体现民主。反对共产党不民主,并不能以此表明自己的民主。共产党固然是黑箱作业,但至少领导机构的成员、党员的数字还是公开的。某些民运政党,连贵党有几名党员都不能问,问了也不给你答复。公开性何在?公开性是中国海外民运较之于前苏联地下革命运动的优点,不幸优点又变成了缺点。在美国这样自由、民主的土地上都不能公开,人们有什么理由相信这样的政党的执政诉求会在中国实行民主?海外民运应当在公开的、平等的多党竞争中追求精神上的趋同和行动上的协作。以任务为中心,各党各派分头去做,在良性竞争中比高低,就能实现联合和配合。

既然存在着分野,民运团体的内斗也是不可避免的,不必惊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之外有外斗,群体之内又免不了内斗,这是人类社会的常规。宗教本是主张宽容的。不同的宗教曾经发生过宗教战争,以仁慈的上帝的名义疯狂杀人。在同一教派内部,以异教徒的罪名处置本派中的成员也比对付真正的异教徒还要严厉。共产党本是讲阶级感情的。共产党的党内斗争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内斗不是必定引出消极的後果,问题在于内斗是否有规则?能否在内斗中不断建立规则?能否按照规则处理善後?美国好就好在,一旦社会上发生了什么问题,人们就想到立法。民运的内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守规矩,可怕的是斗了十几年还没有立法,可怕的是一笔糊涂帐从未清理。缺乏规则,即使一时整合了,迟早要散伙。

总之,海外民运的整合应是精神上的联合、行动上的配合,不是组织上的混合、作风上的凑合。
   
《民主论坛》(纽约)1998年12月29日